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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道教医学研究   《千金方》道教医学研究 : 道教医学是道教徒在实现以道为最高信仰,以成仙为最终目标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传统医学的经验、知识、理论,并结合道教的炼养法术,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宗教医药养生体系。道教徒侣在实现他们的宗教情怀和信仰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医学作为度人济世的工具,从而学习掌握传统中医学的经验知识,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发展;一方面把修身养生作为炼己成仙的技术,坚持以个体生命为实验对象,企图通过行气、导引、服食及坐忘、存思、内丹等炼养手段达到形体和精神的永恒,并由此探索、总结出一套成仙的方法和理论。这种传统医学和宗教炼养高度结合的知识体系,尽管其本质是宗教的,但其内容却科学理性和宗教神秘兼而有之。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似乎神秘玄奥的东西,恰恰最具有特色最富于魅力,不仅是区别于其他宗教或文化的根本特征,而且是最值得深入发掘和科学整理的内容。
孙思邈是继葛洪、陶弘景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道教医学家。史称其学稔儒经,业擅岐黄,善读老庄,雅好释典。时人评为“道洽今古,学有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及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飞炼石之奇,洗胃肠之妙,则其甘公、洛下闳、安期先生、扁鹊之俦也。”孙思邈年青学道,曾隐身于太白山炼丹修道,采药行医,凡四十多年。后入世度民,亦医亦道,出入百家,游艺多门,既具大医精诚之风范,又怀坐虎针龙之绝技,道教尊其为真人,民间誉其为药王。晚年撰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不仅编集内外妇儿、本草针灸等辨治经验,成为第一部临床实用百科全书,而且书中采纳道教道书之各种医药养生知识,成为道教经书总集《道藏》的应然内容。研究孙思邈《千金》两书中道教医学内容,总结其中关于人体生命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不仅是中医药文献研究的任务,也是道教文化研究的要求。
笔者近年致力于道教医学研究,多有幸会良缘。先是喜获主持江西省社会科学重点规划课题“中国道教医药养生研究”,而成《中国道教医学》与《中国道教服食》二书。后又欣逢编纂《中华道藏》,忝为编委,主编校理《云笈七签》等道教类书及养生著作,凡八十三种。此次更得高文柱兄长拔赏,立项建题,邀我加盟《千金方》研究,先是惶悚不敢应,后又盛情难以却,只好勉承蚊负,策杖而从。如此,道缘于我可谓深矣,际遇于我可谓厚矣。多年的青灯黄卷,并未使我双鬓斑白,长期的把玩摩挲,从没感到兴味索然。相反,多少次夜深人静,神游太虚,思接千载,晤葛仙翁之丰腴,谒孙真君之清臞;多少回晨曦扑面,凭栏纳气,把剑临风,悟导引之精妙,念内视之神明。《千金》两书的博大精深,往往让我拍案叫绝,兴奋难平。我不啻千遍地翻阅《千金》两书,我也不只万遍的叩问孙真人,我总想把道教医学的奥秘弄个究竟。然而,褊陋如我者,纵有高尚之志,恨无切实之才,盲如摸象,望洋兴叹,始终无法逼近这神之殿仙之宫。记录在这里的五篇文字——《千金方服食研究》、《千金方食疗研究》、《千金方精神养生研究》、《千金方房中研究》及《千金方禁咒研究》,只是我粗粗触摸道教医学神殿的肤浅感受,离真正的研究还很远很远。

《千金方》服食研究

一、服食史略
(一)服食与服食方
服食,又称“服饵”,是指服用某些动植物、矿石或经过特殊炼制的所谓丹药,以达到强身健体、祛病返年,乃至“长生不死”的一种古代养生方术。其中,服用矿石类药物又叫“服石”,服用丹炼类药物则叫“服丹”,是两类特殊的而又影响深远的服食术。服石和服丹又往往兼而行之,即在服石的同时也服用丹炼药。因而,前人在论述服石的时候,也多包括服丹的内容。
服食的药物,可以是仅有一种的单味方,也可以是多种配合的复合方,统称为服食方。服食方的剂型,同中医方剂一样,除了汤剂之外,既可以有丸、散、膏、丹之分,也可以有茶、酒、浆、羹之别。但服食方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中医药方,它在价值取向、用药主体和服用指征上有着与中医学本质的区别。服食方以长生不老、成仙升举为理想目标,用药以金石为主体,没有明确的服药指征,不讲究严格的配伍,以久服多服为习尚。而中医药方则以治病祛疾、救死扶伤为出发点,用药以草木药为主体,强调辨证论治,对症下药,并讲究严格的配伍规律,要求君、臣、佐、使搭配得当,服药以愈为期,中病即止。这是二者的基本区别。
(二)服食术的发展简史
服食术在历史上经历了由寻求长生不死药到服食草木药,再到服食金石药,最后到炼服丹药这样一个发展顺序。
服食术起源于战国的神仙方士,与行气、房中同为当时方术的三大流派。神仙信仰是孵化服食的直接条件。大约在晚周春秋时期,长生不死的观念已经产生,各种神仙传说或记载相继出现,如《老子》提出的“长生久视之道”,《山海经》有关“不死民”、“不死之国”、“不死之药”的传说,《庄子》关于“神人”、“至人”、“真人”、“圣人”的描述,大抵反映了神仙崇拜的史实。有了信仰,就必然有为实现信仰的行为。因而在战国秦汉时期出现了一阵阵的求仙热潮,甚至形成了专以寻神求仙为务的“方仙道”人物,演化出许多成仙的办法——方术、方技。当时,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希望找到一种“不死之药”,以求实现“长生不死”的愿望。《史记·封禅书》所载齐威王、宣王、燕昭王以及秦始皇、汉武帝派方士入海上神山,以“冀遇海中三神山奇药”或“安期生食巨枣”,可以视为寻求长生不死药时期。
海上神山虚无缥渺,不死之药最终没有找到,但是人们成仙的愿望并没有泯灭,于是转而寻求身边的现实世界,希望能从普通的动、植物中找到不死的仙药,从而揭开了服食草木生物药的序幕。约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载录上药120种,认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以后葛洪《抱朴子·仙药》引《神农四经》也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秦汉以降,直到魏晋,是服食草木药的主要时期。
然而,“草木药,埋之即朽,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焉能生人”。在经过了数百年的草木服食之后,人们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发现“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黄帝九鼎神丹经》),于是才把眼光转移到那些不易腐烂变质的金石矿物上来。葛洪《抱朴子·仙药》引《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药,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霑,入火不灼,刃之不伤,百毒不犯也。”正是在这种服石成仙理论的倡导之下,服食金石丹炼药成了魏晋以后文人士大夫及道教徒侣相与宗行、风靡600多年的炼养活动,并由此促成了外丹学的产生。
以服饵为目的的炼丹术,虽然肇始于古代的黄白冶炼术,但它是伴随服石而兴起流行开的,其原因是因为矿石药物不纯有毒,经过冶炼后可以汰去杂质,得到更为纯净的药金灵砂,而且经过炼制的丹药寓含着物理变化的特性,更能促使人体产生机能乃至素质的变化,从而实现轻举飞升的愿望。这就是在服石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服食丹炼药方术。
以上所述的服食历史顺序,不是独立割断的,而是叠加相兼的,即在服用草木药的同时,已经有了服石的活动,服石产生以后又伴随着丹炼药的服食,而在整个服食历史中,服石与服丹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唯有草木药的服食晚近仍然绵续,直至现代仍有人好之乐之,只不过从羽化成仙的幻想回归到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现实生活而已。
二、道教服食方的类型和特点
道教服食方,是古代方士、道士在长期的服食炼养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一类特殊的方剂。其所以特殊,是因为这类方剂的产生背景与道教教义有着直接的关联,即它的价值取向是以长生久视、不老成仙为目的的。正因为如此,有的古籍在辑录或征引这类方剂时,径称之为“神仙方”(《太平圣惠方》)或“神仙服饵方”(《圣济总录》)。
道教的服食方数以千计。但就其内容来看,大体可以分为草木方和丹石方两大类。每类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一)草木方及其特点
草木服食方,根据其组成又可分为三个细类:一是由草本木本药物或某些芝菌组成的,为单纯的草木方;二是由鸟兽虫鱼的血、肉、骨、角等组成的,道教称为“生物方”;三是由日常食用的谷米、瓜果、菜蔬等组成的,可称为谷米果蔬方。关于前两类,道教有专门的界说。如草木方,《太平经·草木方诀第七十》说:
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诀愈者,名为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为一日而愈方;百百十十相应愈者是也。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驱使,有官位之草木也;十十相应愈者,帝王草也;十九相应者,大臣草也;十八相应者,人民草也;过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误人之草也。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方和合而立愈者,记其草木,名为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为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为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为三日方。
生物方,《太平经·生物方诀第七十一》说:
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兽跂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疾使者……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
《太平经》关于“神木方”、“生物方”的论述,是从治疗疾病方面立言的,虽然没有谈到长生成仙的问题,但服食成仙也是在治疗疾病的基础上实现的。其中关于“帝王”、“大臣”、“人民”及“天神”、“地精”、“人精”等药效称谓,反映了当时对单味药特效的重视,而有关“立愈方”、“一日方”、“二日方”、“三日方”乃至“帝王方”、“王侯方”、“大臣方”等方剂疗效的称谓,则反映了对配伍方剂疗效高低的注意。
至于谷米果蔬方,道书虽没有专门界说,但有关论述在道书中则随处可见。且由于其内容本为日常食用之物,后来便与生物方组合而成为食治方,汇入中医的主流,反映在食疗本草或药膳学的有关内容里面。
草木服食方在外丹盛行之前,一直是道教服食方的主体,而外丹衰落之后,它仍继续流传,直至今天也还是中医方剂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草木服食方之所以能久传不没,自有它深刻的特点。
第一,草木服食方的主体内容多是天然植物的花实、茎叶、根块等,还有一些野生的芝菌。这些天然的植物,不仅没有什么毒性,甚至还“得山川之灵气”,“含日月之精华”,具有特殊的功用,或可轻身辟谷,或可驻颜美容,或可抗老延年。比如道教徒经常服食的松、柏,被称为是“百木之长”,树龄可长达千百年。《玉策记》说:“千年松树四边枝起,上杪不长,如偃盖。其精化为青牛、青羊、青犬、青人、伏龟,其寿皆千岁。”在道教徒眼里,松树一身皆是宝。其叶,“生毛发,安五脏,守中,不饥延年”(《本草纲目·松》);其根白皮,“辟谷不饥”(同上);其脂,“久服,轻身不老延年”(同上)。不仅如此,道书《淮南子》还说:“千年之松,下有茯苓。”茯苓即寄生在松树根上的地中菌块,道教徒称其为“四时神药”,故又名“茯神”、“茯灵”。《名医别录》说:“(茯苓)仙方服食亦为至要,云其通神而致灵,和魂而炼魄,利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卫,上品仙药也,善能断谷不饥。”黄精也是服食的常药,道书称为“太阳之草,乃芝草之精”,是尽得天地之精粹的“灵芝瑞草”。《博物志》也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之可以长生。”《列仙传》所记的脩羊公、《神仙传》所记的王烈、《集仙传》所记的张正礼等,都是通过食黄精而成仙的。徐铉《稽神录》还记载了一个临川女子服食黄精轻身腾飞的故事。此外,杜甫诗云:“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年冰雪容。”李忠定诗:“太阳之草名黄精,养性独冠神农经。扫除白发有奇效,采食既久通仙灵。”这些诗文记载都说明黄精轻身辟谷、延年驻颜的功效实在不可低估。还有苍术,也是道教徒的主要服食品。苍术得山川之精气,“服之令人长生辟谷,致神仙,故有山精、仙术之号”(《本草纲目·术》)。道书《吐纳经》引紫微夫人《术序》说:“吾察草木之胜速益于己者,并不及术之验也。可以长生久视,远而更灵。山木隐逸得服术者,五岳比肩。”由此可见古代服食苍术的盛行。
第二,草木服食方由于没有什么毒性,可以较长时间或长时间大量服用。道教服食的草木药,多属于《神农本草经》的“上药”,“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多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这与传统中医以治病为目的,“对症下药”、“中病辄止”的原则是大为不同的。中医学认为,药物本为补偏救弊之用,固当中病辄止。药物既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滥用或无病用药,反而会给人体带来损害。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说:“用药之法,有是病必用是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则明确指出:“诸药皆不可久服,但可攻邪,邪去则已。”清代徐大椿也说:“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但是道教草木服食方不仅服食量大,而且服食时间都较长。如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载:“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赵他子服桂二十年”,“移门子服五味子十六年”,“楚文子服地黄八年”,“林子明服术十一年”,“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凌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云笈七签》载裴玄仁“服食茯苓,饵卉醴腴,积十一年”。《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也载有岑道愿“常食黄精”、五傅“常服黄连”、刘根“常服枣核中仁”等。凡此都说明道教服食要假以时日,积久才能见功。否则,以远效难求,不能坚持长期服食者,就很难达到服食的目标。嵇康《养生论》曾批评那些“自力服药,半年一年,劳而未验,志以厌衰,中路复废”的人,指出他们“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故莫能相终”,自然也就无法取得“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的效果。
第三,早期的草木服食方多以单味药为主,绝少复方。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道教讲究纯一,忌讳驳杂,正如后世医家所认识的那样:“至于药饵则贵专而少,不贵泛而多”(《续名医类案·卷十一·虚损》);二是单味药的特效易于判别,且单味药易寻易办,采制简便。但是到了后来,服食方中复方的比重多了起来。而这些复方的产生,又往往是救偏补亏、治病祛疾的需要所致。由此透露出道教服食从飞举成仙的虚幻逐步回归到治病救人现实的某些机缘。
(二)丹石方及其特点
丹石服食方是金石方和丹炼方的总称。从草木服食方发展到丹石服食方是道教服食的一种历史演进。
古人在经过长时期的草木服食之后,并没有出现他们理想的效果。燕王、荆王没有长生,秦皇、汉武也相继死去,许多方士也没有获得成功。这就使得服食者不能不反思,原因在哪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便是:草木药本身就不是不死的(即使是千年古松,也终归一死),又怎么能使人长生不死呢?正如《抱朴子·金丹》指出的那样:
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
因此,服食家们在继续寻求“不死药”的时候,自然就把眼光注意到了那些不易腐烂不会变质的金石矿物药,而且提出了新的服食理论。《抱朴子·仙药》说:
《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药,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
于是,在服食草木药失败之后,又开始了服食金玉矿石药的阶段,大批的金石服食方也由此而产生。
道教服食的金石药主要有丹砂、黄金、白银、玉屑、钟乳、云母、雄黄、曾青、石英、赤石脂、太乙禹余粮等。这些药物有单服者。如《抱朴子·仙药》所言:“五芝及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云母、太乙禹余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唐代京里先生所著《神仙服饵丹石行药法》载有三十八种炼制、服饵仙丹石药之法,大多为矿石药单方,如饵服丹砂计二十一方,饵服雄黄十一方。《云笈七签》卷七十五所载“炼云母法”十方,“众仙服云母法”二十六方,也多为单味方。此外,也有将多味金石药配伍服食或以金石配草木药服食者。《太清石壁记》所录淮南王时代的“五石丹方”,即以丹砂配伍磁石、曾青、雄黄、矾石而成。魏晋时期普遍服食的“五石散”(或称“寒食散”),据考证系矾石与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的复合配方。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载“西岳真人灵飞散方”,则以矿石药云母粉、钟乳粉配伍茯苓、柏子仁、人参、续断、菊花、地黄、桂心等草木药而成。
上述金石服食方,不管是单方还是复方,多为天然矿石药,或水煮,或捣为散剂,不需要经过特殊的炼制。但由于矿石药物质地坠重,难以吞服及不会变化等原因,人们难以把金石坚固不败朽的性质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于是在服食金石药的同时,道教徒又继承了古代炼丹的技术,把矿石配伍成方(或加入某些草木药),希望通过冶炼,从中提炼出“神丹金液”来,人们再服用这些“神丹金液”就能不死成仙。《黄帝九鼎神丹经》说:
丹欲长生,而不得神丹金液,徒自苦耳。虽呼吸导引,吐故纳新,及服草木之药, 延年,不免于死也。服神丹令人神仙度世,与天地相毕,与日月同光。坐见万里,役使鬼神,举家升虚,无翼而飞,乘云驾龙,上下太清,漏刻之间,周游八极,不拘江河,不畏百毒。
葛洪也在《抱朴子·金丹》中说:
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不在导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药,在神丹也。
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批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
所谓“神丹”,就是矿石炼成的丹药;“金液”,则是用丹药点化成金的溶液。二者合称为“金丹”。唐宋后内丹兴起,为了避免混淆,又把金丹称作“外丹”。
我国的外丹术起源很早,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萌芽,至迟在秦代已经形成。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炼丹活动,是在汉初。《史记·封禅书》关于汉武帝“亲祠灶”的记载,可以看做是明确以服饵为目的的炼丹活动。道教创立后,道教徒从古代方士手里继承的炼丹遗产,并发展为专制“长生不死”药的神仙法术。
炼制外丹的原料,主要是矿石药,也有加入草木药或动物药的。矿石原料多达百种,最常用的有丹砂、汞、铅、黄金、铜、硫黄、雄黄、雌黄、硝石等。草木药有灵芝、茯苓、天南星、五倍子、覆盆子、菟丝子等。动物药则有动物的血毛、贝壳、人乳、人尿等,范围非常广泛。
道教千余年的炼丹实践,虽然最终难免失败的结局,但却为我们留下了难以统计的丹炼服食方。从最早的《黄帝九鼎神丹经》的“九转神丹”到清末《金丹大成》的“灵药秘方”,无一不记载着道教徒企图通过服食以获得生命超越的实践痕迹,不过,这只是一种失败的记录而已。
其失败的原因,固然与它的宗教目的相关,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炼丹术是一种颠倒的古代技术,是一种在错误目的指导下的荒谬行为。但是,炼丹术在中唐始盛之后立即衰落,乃至完全消亡,也有它内在的因素,如耗资多,毒性大等特点都是加速其消亡的催化剂。
丹石炼饵不同于草木服食,它离不开实验,需要大量的设备与药品,需要花费许多钱财。因而一般的下层道士,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是难以问津此道的。历史上的炼丹术能得以绵延千年,甚至出现过红红火火的热闹时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权势的大力支持。如说动汉武帝“亲祠灶”炼丹的李少君,根据《神仙传》的记载,曾师事安期生数十年,好不容易得其所授“神丹炉火飞雪之方”,但因年老家贫,无力“办合大药”(即金丹),不免喟然长叹:“老将至矣,死将近矣,而财不足用,躬耕力作,商估求钱,必不致办合药,又吾亦羸拙于斯事也。”按照葛洪《抱朴子·黄白》的记载,道士大多数是贫困的,所以当时谚语说:“无有肥仙人富道士也。”葛洪本人也是“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贫无僮仆,篱落顿决,荆棘丛于庭宇,蓬莠塞乎阶霤,披榛出门,排草入室。”这种家庭条件,他是无力于炼丹实践的。后来他在晋成帝司马衍的支持下,出任盛产优质丹砂的勾漏县县令,才得以实现其炼丹养生的夙愿。另一号为“山中宰相”的炼丹大家陶弘景,也常常为炼丹原料难以采办而苦恼。好在他与梁武帝关系密切,所需药物都由梁武帝派人送来。《南史·陶弘景传》说:
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
其实,不只是李少君、葛洪、陶弘景,可以说历史上的炼丹术始终都与国家统治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唐朝是炼丹术的鼎盛时期,皇帝对炼丹的投资也是历代无可比拟的。“飞炼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这是常有之事。唐武宗不惜为道士“筑降真台,瑶楹金栱,银槛玉砌,晶荧炫耀,看之不定。内设玳瑁帐、火齐床、玛瑙柜、紫玉盆,焚龙火香,荐无忧酒”,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长生不死的金丹。唐宪宗甚至干脆任命炼丹道士柳泌为台州刺史,好让他倾“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术”。除了皇室的支持,历代许多诸侯、大臣、富贾也颇好其术,他们倾入大量钱财,供养大批丹道术士,也想分享到一份永生不死仙丹的好处。但是,事与愿违,狂热的宗教情绪和膨胀的贪婪欲望虽然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始终未能获得他们理想的仙丹。相反,随着炼丹的兴盛,服丹的人数也日益骤增,而服丹中毒的人也随之上升,尤其是当唐代六七位皇帝及一些大臣因服丹中毒相继死亡后,炼丹术的形势急转直下。宋以后,皇帝们被吓住了,炼丹术从此失去统治者的支持,而日趋式微。因此,纵观历史上的炼丹术,它之所以能迅速膨胀并畸型发展是与统治者的贪欲与扶持分不开的,而它最终的销声匿迹也是由于统治者的害怕与冷落造成的。
当然,造成统治者害怕与冷落的原因,主要是丹石服食方的毒性大,服食者常常造成慢性中毒,严重的可致肢体残废,甚至毒发身亡。其实,对于炼丹术的荒诞性与危害性,早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北齐颜之推曾就炼丹服饵事告诫其家人说:“金玉之费,炉器所须,益非贫士所办。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颜氏家训·养生第十五》)此前,皇甫谧、释慧义、陈延之、鲁国孔恂、薛曜等人曾对魏晋南北朝普遍服食的寒食散进行过专门的论述,隋·巢元方则收集各家论述,撰成《解散病诸候》凡二十六论,收入《诸病源候论》第六卷,书中不仅对服食寒食散发动为病的各种证候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且特别指出,丹石药虽然治病,但毒性反应亦非常剧烈,有一定之适应症,不能盲目滥用。同时,还记载当时之人竞服丹石药,以致夭死者叠出的历史事实,以戒后人。如书中记载:
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烂溃;蜀郡赵公烈,中表六丧;悉寒食散之所为也。
平阳太守刘泰,亦沉斯病。
河东裴季彦,服药失度……但饮冷水,以水洗之,用水数百石,寒遂甚,命绝于水中,良可痛也。(《诸病源候论》卷六)
此后,孙思邈、王焘等人的著作都论述过丹石毒害的问题,并载有许多解毒方。孙思邈是唐代杰出的道医,也是著名的炼丹家。他虽有“石在身中,万事休泰”之论,但对于五石散一类有大毒的石药,是反对服食的。他曾指出:
寒石、五石、更生散方,旧说此药方上古名贤无比,汉末有何侯者行用,自皇甫安以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复。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仁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千金要方》卷二十四)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载有解五石毒、散发方一百多首,《外台秘要》载解石发方二百多首。
唐代道书《悬解录》则公开承认:
金丹并诸石药各有本性,怀大毒在其中。道士服之,从羲轩以来,万不存一,未有不死者。
既然已经认识到了丹石药物的毒性危害,本应迷途知返,但人们受狂热的宗教情绪和膨胀的贪恋私欲驱使,又在道教尸解分说的掩饰下,仍然热衷此道,乐而不疲,直至服丹致死的事例不断发生,人们对丹毒问题才有了较清醒的判断能力。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扎记》所记,唐代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因服食丹药而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代因丹毒而死的大臣也不在少数。大学士李千服丹夭亡后,韩愈因撰《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记亲眼所见服丹而死的大臣就有工部尚书归登、殷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刑部侍郎李健、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等七人。白居易的好友崔群、元稹也是服丹而死的。此外还有李抱真、林彦振、五代的梁太祖朱全忠等,都因丹毒而亡。至于无名百姓,因服丹而死去的,无疑就更多了。正是这些惨痛的教训,终于唤醒了人们的理性回归,再也不敢轻易服食丹药了。因此,到了宋朝,皇帝、大臣都被吓住了,不敢轻举妄动,去炼丹服丹。随着内丹术的兴起,外丹最终被挤出了历史舞台。
三、道教服食方的传承演变
(一)纯天然草木药方的传变
这部分药方,被收入中医有关神仙服食、辟谷休粮、驻颜美容、抗老延年的方书中。如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卷27“服食法第六”收方26首。《千金翼方》卷5、卷12、卷13、卷15等收录“养性服饵”、“辟谷”、“补虚”、“生发黑发”等方100多首;王焘《外台秘要》卷23、卷31、卷32收录诸家丸散药酒等服食方数十首。宋代《太平圣惠方》专列《神仙方》一卷(即卷94),收神仙服黄精、地黄、天门冬及神仙绝谷法等草木服食方百余首,另有卷95药酒,卷90补益方及散在各卷内的草木服食方也为数不少,可谓是宋以前服食方之集大成者。宋代另一部大型方书《圣济总录》也设有“神仙服草木药”、“神仙去三尸虫”等专卷,对草木服食方进行了收集整理。宋时日本丹波康梭编写的《医心方》,也在第26卷内收有“延年良方”、“实色方”、“益智方”、“辟谷方”、“去三尸方”等服食方近百首,第28卷“房内”还收有不少有关房中补益的草木服食方。明代周定王朱编集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其“服饵门”收有众多的草木服食方。朝鲜人金礼蒙等编集的《医方类聚》,其“养性门”共7卷,蒐罗明代以前有关道教服食方的资料十分详尽,蔚为大观,而草木服食方又占了十分重要的比例。到了清代不仅在我国历代以来最大的一部医学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录有大量的草木服食方,而且还出现了有关草木服食内容的专著,如《成仙秘方五十种》、《清宫秘方大全》、《神仙济世良方》等。
(二)谷米果蔬及生物方的传变
唐代道医孙思邈首先在其名著《千金要方》中设立“食治”专篇,对道教服食谷米果蔬及鸟畜虫鱼的情况作了总结,篇中收载药用食物154种,分为果实、菜蔬、谷米、鸟畜四大类,并对各种食物的性味、功效进行了逐一介绍。孙思邈还在该篇的《序论》中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强调:“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就“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的种种情况进行了详尽论述。至此,食治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道教服食的谷米果蔬及鸟兽方,独立成专门的食治方。孙思邈的弟子孟诜在《千金要方·食治》的基础上,蒐集前人食治效方,编成《补养方》一书。孟诜的弟子张鼎(号悟玄子)又将《补养方》增补80余条,改名为《食疗本草》。此后,食疗内容的本草方书不断涌现,形成了系列化的倾向。唐有昝殷的《食医心鉴》;宋有林洪《山家清供》、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陈士良《食性本草》、吴瑞《日用本草》、贾铭《饮食须知》、李杲《食物本草》;明代是食疗著述最为丰富的时期,除朱的《救荒本草》,宁源的《食鉴本草》,穆世锡的《食物辑要》,鲍山的《野菜愽愽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外,仅标名《食物本草》的就有薛己的2卷本,卢和的4卷本,汪颖整理的7卷本及钱允治校订本,后来姚可成又汇辑诸本,成为22卷本,还有胡久俟、吴文炳两家的《食物本草》,均为2卷本。沈李龙又穷蒐历代食疗著作,广辑群书,“摘其精要,益以见闻”,编成10卷本的《食物本草会纂》。清代的食疗发展迅速,食治著作在历代存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不少,著名的有朱本中的《饮食须知》,汪启贤的《食物须知》,朱彝尊的《食宪鸿秘》,何克谏的《食物本草备考》、《养生食鉴》,柴裔,费伯雄,石成金三家的《食鉴本草》,以及章穆的《调疾饮食辨》,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等。
(三)丹石方的传变
分析传世的丹石方,主要有如下三大类型:
一是治风去冷痰的温阳方。这类丹石方多以适量的雄黄、硫黄、阳起石等温里壮阳的矿石药炼制而成,对于脏腑积冷,下元虚寒之人有较好功效,适应于男子肾阳虚衰,精冷阳痿,腰膝冷痛或女子风冷血气,胞宫虚寒,宿血肠风,癥癖积聚等症。
二是安心神治惊邪镇静方。这类丹石方多以丹砂、黑铅、金箔等具有镇惊安神作用的石药配制而成,对于风邪热毒,惊风癫痫,鬼疰心痛,石发狂躁等心神狂乱、胡言妄语之人有效。
三是消痈治癣的外科方,这类丹石方多以水银、轻粉、白矾、硫黄、矾石等具有消肿拔毒、杀虫止痒、蚀腐生新作用的矿石药炼制而成,对于痈肿、溃疡、顽癣、恶疮往往有特殊的疗效。
四、《千金方》草木服食研究
服食历经千年,发展到魏晋隋唐,尽管服石之风越来越盛,几乎成为服食的主流,但草木服食始终没有断绝。较之秦汉,草木服食似乎更趋于理性,更现实可行。比如,服食者不再去寻找什么灵芝仙药、巨枣奇瓜,也不刻意寻求什么奇珍异果,而只在身边选取易采易办之品,甚至自己种造,以为资身药菜而已。因而,此时的服食特点是,品种稳定,置办平易,次第分明,四时有度。著录在《千金要方·养性·服食法第六》、《千金翼方·养性·养性服饵第二》以及《千金翼方·辟谷》等篇卷的服食内容,大体反映了这一时期服食的特点。
(一)服食有序,阶粗至精
孙思邈全面继承了葛洪、嵇康、陶弘景等人的服食养身的思想,把服饵作为养性的重要内容。因而在《千金要方》开卷《序例》中即设“服饵”专篇,提出“凡人四十以下有病可服泻药,不甚须服外药。必若有所损,不在此限。四十以上,则不可服泻药。五十以上,四时勿缺补药。如此乃可延年,得养生之术耳。其方备在第二十七卷中”。二十七卷著录的就是服食方。接着又说:“凡有虚损,无问少长,须补即补,以意度量而用之。”在《千金翼方·退居》中孙思邈还强调说:“人非金石,况犯寒热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疠。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脏腑也。”孙氏的这些话反映出服食的目的不是霞举成仙,而是辟外气和脏腑补虚损。
服食应该有一定的步骤和规律,孙思邈对此十分清楚。他在《养性·服食法第六》引述前人的经验说:“夫欲服食,当寻性理所宜,审冷暧之适,不可见彼得力,我便服之。初御药皆先草木,次石,是为将药之大较也。所谓精粗相代,阶粗以至精者也。”并且补充说:“服饵大法,必先去三虫,三虫既去,次服草药,好得药力;次服木药,好得力讫;次服石药。依此次第,乃得遂其药性,庶事安稳,可以延龄矣。”孙思邈强调的这个服食次第,不只是简单的由粗至精的时间顺序,而是符合人体养生性理的要求,这就是葛洪所说“先服草木以救亏缺,后服金丹以定无穷”的道理。
按照这个服食次第,《养性》所收录的服食方,即先是去三尸虫方,次是天门冬、地黄等草药方,接着是松子、柏实、枸杞根等木药方,最后是云母、钟乳等丹石方。
(二)四时有方,平实易行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服食法》提出春夏秋冬四季服食的代表方:“凡人春服小续命汤五剂,及诸外散各一剂;夏大热,则服肾沥汤三剂;秋服黄芪等丸一两剂;冬服药酒两三剂,立春日则止。此法终身常尔,则百病不生矣。”在孙氏看来,如果坚持四时服用补药,终身如此,就能百病不生。
小续命汤在《千金要方》卷八《诸风第二》,有三方,用药出入相间,大抵为防风邪发动,治中风冒昧之方,今录其首方如下:
“小续命汤,治卒中风欲死,身体缓急,口目不正,舌强不能语,奄奄忽忽,神情闷乱,诸风服之皆验,不令人虚方:
麻黄、防己、人参、黄芩、桂心、甘草、芍药、杏仁各一两,附子一枚,防风一两半,生姜五两。
上十二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三沸,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三服,甚良。不差,更合三四剂,必佳。取汗随人风轻重虚实也。有人脚弱,服此方六七剂得差。有风疹家天阴节变,辄合服之,可以防瘖。一本云:恍惚者,加茯神、远志。如骨节烦疼,本有热者,去附子,倍芍药。”
肾沥汤见于《千金要方》卷十九《肾脏》,亦有三方,另两方为“又方”及“增损肾沥汤”,其本方原书记为:
“治虚劳损羸乏,咳逆短气,四肢烦疼,腰背相引痛,耳鸣,面黧暗,骨间热,小便赤黄,心悸目眩,诸虚乏,肾沥汤方:
羊肾一具,桂心一两,人参、泽泻、甘草、五味子、防风、芎䓖、黄芪、地骨皮、当归各二两,茯苓、玄参、芍药、生姜各四两,磁石五两。
上十六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肾,取一斗,去肾入药,煎取三升,分三服。可常服之。”
黄芪丸亦见于《千金要方》卷十九《肾脏》,有二方,均为疗虚劳方。首方为:
“黄芪丸,治五劳五七伤,诸虚不足,肾气虚损,目视䀮䀮,耳无所闻方:
黄芪、干姜、当归、羌活、芎䓖、甘草、茯苓、细辛、桂心、乌头、附子、防风、人参、芍药、石斛、干地黄、苁蓉各二两,羊肾一具,枣膏五合。
上十九味末之,以枣膏与蜜为丸。酒服如梧子十五丸,日二,加至三十丸。”
冬服药酒没有载方,根据《服食法第六》及《千金翼方·辟谷》著录,有枸杞酒、白术酒、五精酒等。今择《服食法第六》所载枸杞酒方介绍如下:
“枸杞酒方,枸杞根一百二十斤,切,以东流水四石煮一日一夜,取清汁一石,渍曲一如家酝法。熟取清,贮不津器中,纳干地黄末二斤半,桂心、干姜、泽泻、蜀椒末各一升,商陆末二升,以绢袋贮,纳酒底,紧塞口,埋入地三尺,坚覆上,三七日,沐浴整衣冠,再拜,平晓向甲寅地日出处开之,其酒赤如金色。旦空腹服半升,十日万病皆愈,三十日瘢痕灭。恶疾人以水一升,和酒半斤,分五服愈。”
《千金要方》关于四季通补的服食方,不见于此前的文献,但对以后服食养生影响很大。许多医家受其启发,分别拟具了各有特色的四时服食方,如唐末无名氏的《四气摄生图》,明·高濂《遵生八笺》等。尤其是高濂所辑四时通补的黄帝制四季所服奇方及太上肘后玉经八方,成为流行最广的服食方。
除四时通服方外,《千金方》两书“服食法”、“养性服饵”及“养老食疗”等篇所辑集的草木服食方计有天门冬方、地黄方、黄精膏方、茯苓酥、茯苓膏、杏仁酥、地黄酒酥、造草酥、天门冬丸、饵术方、服乌麻法、饮松子方、饵柏实方、服松脂方、服枸杞根方、彭祖松脂方、守中七方、服杏仁法、服菖蒲方、彭祖延年柏子仁丸、乌麻脂、大黄芪丸、王乔轻身方、不老延年方、五参丸及服牛乳方等。从这些服食方的组成来看,涉及的基本药物为地黄、黄精、茯苓、天门冬、术、乌麻、菖蒲、人参、黄芪、杏仁、枸杞、松柏实、松柏脂等,除个别药物外,大多能够种植或易于收集,置办。这样就使服食术由过去的帝王权贵进入到平民百姓,由寻觅于海上神山落脚于院前篱边,由虚无缥渺回归到世俗现实,由遐举飞升转换为健体延年,因而唐以后的大多数服食方都合流于中医保健食疗方,成为中医方剂的重要内容。
(三)辟谷去虫,独具特色
辟谷,是古代服食派的一个分支,或是服食的一种类型,又称却谷、断谷、绝谷、绝粒、休粮,是指不食五谷的修炼方术。辟谷术发源也很早。《庄子》记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居于藐姑射之山。《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性多病,乃学辟谷,导引轻身”。说明战国秦汉时,辟谷之术已很流行。马王堆出土文献中有《却谷食气》一篇,是现存最早的辟谷文献。
辟谷,并非绝食,并不是不吃任何东西,只不过不吃五谷杂粮罢了。辟谷之士,除了饮水外,主要吃一些富含蛋白、脂肪、维生素的水果或草木类药物,或桃、李、杏、枣,或术、苓、麻、芝、地黄、黄精等,《却谷食气》开首即言“却谷者食石韦”。
却谷和食气联姻,不食五谷而专服天地之生气,可能是某种饮食观念影响的结果。《淮南子》曾说:“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夭,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在辟谷者看来,食谷者之所以不能长生,是因为五谷杂粮积于肠中,渣滓秽浊充塞体内,而食气者春食朝霞,冬食沆瀣,吞饮天地日月之清气,腹无积聚,肠无污秽,故能“神明而寿”。但人毕竟不能不吃东西,否则就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颜氏家训·养生篇》说:“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既不能不吃东西,又不愿放弃神明而寿的追求,方士们的绝妙作法就是断绝五谷即避食五谷,而代之以地黄、黄精等草木果实,使不死的追求之梦延伸下去,而辟谷之术也得以在悖论和性理的隙缝中绵绵不绝。
辟谷绵延流传的另一原因,与道教去三尸的观念有关。三尸虫,是道教医学的颇具神秘色彩的病因学理论。道教认为,人体中有三尸九虫,为万病之源。道书《太上三尸中经》云:“人之生也,皆寄形于父母胞胎,饱味于五谷精气,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虫,为人之大害。”三尸,亦称三彭,分居人体上中下三部。”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发落、口臭、面皱齿落。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代人五脏。少气多忘,令人好作恶事,啖食物命,或作梦寐倒乱。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令人下关搔扰,五情勇动,淫邪不能自禁。”上尸好宝物,中尸好五味,下尸好色欲,三尸实是人之贫婪欲望的根源,是毒害人体的邪魔。九虫,则是人体中的九种寄生虫。《千金要方·大肠脏·九虫第七》指出:“九虫:一曰伏虫,长四分;二曰蛔虫,长一尺;三曰白虫,长一寸;四曰肉虫,状如烂杏;五曰肺虫,状如蚕;六曰胃虫,状如虾蟆;七曰弱虫,状如瓜瓣;八曰赤虫,状如生肉;九曰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状。伏虫,则群虫之主也。蛔虫贯心则杀人。白虫相生,子孙转多,其母转大,长至四五丈,亦能杀人。肉虫令人烦满。肺虫令人咳嗽。胃虫令人呕吐,胃逆喜哕。弱虫又名肺虫,令人多唾。赤虫令人肠鸣。蛲虫居胴肠之间,多则为痔,剧则为癞,因人疮痍,即生诸痈疽癣瘘瘑疥龋。”三尸九虫在人体内吸取人的营养,完全靠谷气来生存,如果人不食五谷,断了谷气,三尸九虫就无法生存。所以道教提倡的断谷休粮,也是消灭三尸九虫的一种手段。《抱朴子》云:“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对于辟谷之土是很有影响的。
孙思邈《千金翼方》第十三设《辟谷》专卷,辑录服茯苓方六首、服松柏脂方二十首、服松柏实方十九首,以及白术酒、枸杞酒、灵飞散等酒膏散方六首,另有服云母方三首,这些独具特色的道教服食方,大抵反映了唐初辟谷去虫的实际。《千金》以后,辟谷方渐滋渐繁。到了宋代,道书医书中的辟谷方均翻倍增加,仅《云笈七签》就收有辟谷方二百多首,《圣济总录》也收有一百多首。说明唐宋以后丹石服食渐衰,而辟谷服食则日渐浸多。
除了辟谷休粮外,直接以药物驱虫杀虫是道教服食的另一特色。道书《三尸篇》引《仙经》云:“凡服仙药,先去三尸。”孙思邈明确指出:“服饵大体皆有次第,不知其术者,非止交有所损,卒亦不得其力。故服饵大法,必先去三虫。”三虫去后,服食草木石药才能遂其药性,获得药力。此外,孙思邈还在《千金要方》卷十八《九虫第七》篇强调指出:“凡欲服补药及治诸病,皆须去诸虫并痰饮宿澼,醒醒除尽,方可服补药。不尔,必不得药力。”
去三虫方,汉末晋初即有,陈寿《三国志·华佗传》即载有漆叶青粘散,“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说明去掉三虫,就能达到和脏健体的作用。《千金要方·养性·服食法第六》去三虫方只有二首,但在卷十八《大肠脏·九虫第七》录有去虫方四十五首。这些原本属于服食初阶的草木方,由于其独特专一的杀虫驱虫效果,渐渐从服食方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医方剂中的驱虫专类,从而丰富发展了中医方剂的内容,这也可以算是道教医学对中医学发展的贡献。
(四)种药造药,移花接木
如果说秦汉以前的草木服食药物还是以采集为主的话,那么到了晋唐时期,服食家则多半自己种植自己修造了。根据《千金方》两书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
《千金要方·养性·服食法》载有种地黄法、制作熟干地黄法及采炼松脂法,种造药的内容还不算太多。但《千金翼方·退居·种造药》则载有种植枸杞、百合、牛膝、合欢、车前子、黄精、莲藕、青蘘(胡麻)、地黄、杏、栀子、枳实及移竹编篱法,以及修造生熟干地黄、黄精、牛膝、藕粉、鸡头粉、菱角粉、葛根粉、蒺藜粉、茯苓粉、栝楼根粉等技术。这些种植炮制的技艺,有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种植枸杞的四种方法,既有埋植枝条的,也有种子播植的,其整地平土,开垅作坑,上粪下水,浇水施肥以及锄草剪苗、采割料理,可谓面面俱到,其要求之高,叙述之细,一如《齐民要术》之谨严,读来令人叹服。又如造生干地黄法,从质料选择、水洗日曝,到熟捣绞汁,投酒更捣,然后以汁拌料,于日中曝干,或天阴时风干,无不交待明白,读之即可照办。而且明确说,如此炮制之干地黄比市中所售者气力数倍。既易办又可信,是十分珍贵的中草炮制史料。
种药造药,显然是服食活动普遍流行的结果。而服食家能够自己种植修造药物,无疑又使服食之术更加方便易行。由此也可说明,晋唐的草木服食并未因服石之风炽盛而衰息,反倒可能因为服石的寝息而大行于世,才使家种其品,人制其药,服食和制药相得益彰。
此外,由种药造药,发展为移竹编篱,植榆插柳、艺槿扶蓉的种花嫁卉,绿化院落而运动形体,愉悦身心,美化生活,又是服食活动带来的另一种境界。
五、《千金方》丹石服食研究
(一)提倡服石,躬行实践
1.重视丹石作用,长期坚持服食
孙思邈是服石的积极提倡者,他在《千金方》卷二十四强调指出:“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恶疮、疥癣、温疫、疟疾、年年常患,寝食不安,兴居常恶,非止己事不康,生子难育,所以石在身中,万事休泰。”按孙氏所言,人若不服石,不仅一生会发生多种疾病,甚至还会影响后代。只要石在身中,便万事大吉。
服石有年龄要求和剂量规定。孙氏认为:“人年三十以上可服石药,若素肥充,亦勿妄服;四十以上必须服之;五十以上,三年可服一剂;六十以上.二年可服一剂;七十以上,一年可服一剂。”“人年五十以上,精华消歇,服石犹得其力,六十以上转恶,服石难得力,所以常须服石,令人手足温暖,骨髓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暑,不著诸病,是以大须服。”
服石的年龄当在三十以上,三十以下或即已三十,但身体素来强壮、气血充实的人不须服,因为三十以下人“其年少不识事,不可妄服之”。所谓“不识事”,就是人知道散药的后力,每为服药获效而过度房事。年四十以上必须服石,原因是四十岁以上的人“精华消歇”,精华即为肾精气血。服石的剂量除了上述之外,《千金要方》还记载每剂药一般为八两,分作四薄(四份),即一次服二两左右。
孙思邈不仅提倡服石,而且本人长期坚持服三石更生散,但他反对服五石散。孙思邈自述“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自是以来深深体悉”。说明服散确有好处。这里的“乳”是泛称,当指“石药”,实即“三石更生散”。这可从《千金方》卷一之“凡人五十以上大虚者,服三石更生”,以及前引择石谈到钟乳、紫石英、白石英得到证实。孙氏是反对服用五石更生散的,《千金方》说:“寒食五石更生散方,旧说此药方,上古名贤无此,汉末有何候者行用,自皇甫士安以降有进饵药,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新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今但录主对以防先服者,其方以从烟灭,不复须存,为含生害也。”由此可见孙氏只服三石散,而坚决反对服五石更生散。
孙氏既然这样强烈反对服五石更生散,为什么他又把这些“识者见之,即须禁之”的“大大猛毒”之方收进《千金翼方》中来呢?前后如此矛盾,使人不得其解。有人以为是因为这些方子虽有猛毒,不能用于养生,却可用于治疗某些特殊病。也有人说是孙氏删改了原何侯所服的五石散的成分。已没有什么毒性了,所以才心安理得他收了进来。其实,这些说法都在为尊者讳,曲为解释。笔者以为孙氏反对服五石更生散的意见是在50岁左右形成的,记在《干金要方》内,当时他亲见许多中毒的人,才认为此方不可存世,但到了晚年著《千金翼方》时,已隔《千金要方》30多年,而经过30多年的再观察,可能发现五石诸方实无大毒,关键在于将息节度得当,年龄剂量服法适宜,因此,决定收录入书。
2.重视石药质量,讲究飞炼研煮
孙思邈非常重视石药质量,指出:“乳石必须土地,清白光润,罗纹鸟翮一切皆成,乃可入服。其非土地者,慎勿服之,多皆杀人,至于鸩毒。紫石、白石极须外内映彻,光净皎然,非此亦不可服。”乳石质量包括二方面:一要道地产区,二要质地明亮润泽。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中,他还强调“凡紫石英、白石英、朱砂、雄黄、硫黄等,皆须光明映澈,色理鲜静者为佳。不然,令人身体干燥,发热口干而死”。说明石药质量如果不好,不仅于人无益,甚至还会带来毒副作用。
服石不仅要选择质地精美的石药,而且特别讲究加工制作。孙思邈以“飞炼”为卷题来论述服石,寓意是非常明显的。尤其他在《飞炼》卷第一、第二篇中强调的“飞炼研煮钟乳”及“飞炼研煮五石”,更加表明了他对石药制作的考究。所谓飞,即水飞,指将石药久蒸后用玉槌研令极细,再澄取清水飞取粉,更以白练袋滤盛,甚至反复为之,以取澄净极细之药粉。炼,非为火炼,实为水炼,即将石药置金银器或瓷器中,著水煎煮,水减更添,或三日三夜,或七日七夜,甚至十日十夜,使钟乳变黄白为止。研,则是将久煮之石药置瓷器中,用玉槌捣碎,著水细研,水尽更添,令如稀泔状,使石药浮于水上,至白光润泽,晶莹可爱为止。煮,乃将研细如面之石药以绢袋盛放,再放入牛乳中煎煮。如此制作,务使药质尽纯尽美。道教认为,只有这样的石药,才能“补益充悦,强气力”。
3.重视钟乳石英,著录丹石药方
服石发展到唐代,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石药范围越来越广,石药方剂越来越多,各种石药方书纷然著录。据笔者粗略统计,唐代服食的石药达到100多种,石药方至少在1000首以上。仅以唐代道书为例,梅彪《石药尔雅》所载石药就有70多种,石药方100多首。《神仙服饵丹石行药法》也载有丹砂、雄黄、石钟乳、紫石英、赤石脂等石药,其中服食丹砂方21首、雄黄方11首。《云笈七签》卷七十五所辑唐代《神仙炼服石云母秘诀》,载录“炼云母法”10方,“服云母法”26方;卷七十八辑唐·苏游所撰《三品颐神保命神丹方》,载服食铁胤法方45首。
其二,在服食单味金石药的同时,服食金石烧炼而成的丹药亦成为风气。甚至在中唐以后,出现了外丹服食的全盛时期。当时炼制金丹大药不仅成为道教最主要的成仙法术,也使世俗社会许多人趋之若鹜。此风影响到上流社会,不少皇帝如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和大臣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以及文人学士李白、杜甫、李千、归登、李虚中、孟简等都争相服食丹药。即使最具现实主义思想的大诗人白居易,也难免卷入世俗服丹的漩涡中,筑庐山草堂参与炼丹活动。由于炼丹盛行,各种丹药方不断涌现,外丹专著也层出不穷,仅收入《道藏》的外丹著作就达数百种之多。
服石影响到医学界,直接反映于本草方书中。遗憾的是唐代本草著作均已散佚,方书得以完秩流传者也只有《干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而已,因此无法考知唐代石药石方的全貌,但从辑复的存世片段文献及有限的几部方书,对唐代服石药方似可推知一二。如石药品类,唐以前的《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等书大约只有三四十种,而《新修本草》则载有石药80多种,《本草拾遗》更增加至近200种。孙思邈作为服石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不仅在其所著《枕中记》、《太清丹经要诀》等道书中,著录了许多石药丹方,而且还在《千金翼方》卷二收录石药82种。尤其是书中载录的五石散(或寒食散)系列就有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更生散、三石散、三石肾气丸、五石乌丸、五石肾气丸、张仲景紫石寒食散、损益草散、草寒食散、紫石英汤、靳邵更生散等10多首。外加服食云母、钟乳、雄黄、石英等法方,估计石药方总数有100多首。以上情况说明,唐代服石药方确有与日俱增的趋势。
尽管唐代的服石方很多,服石的种类也不少,但考察唐代本草方书及有关文献,最基本的石药为钟乳和石英,这从《千金翼方·飞炼》的著录也可得到证实。《飞炼》列钟乳为第一,石英等五石为第二,说明唐代以服食钟乳、石英为时尚,和宋以后以云母、铁胤为主大有不同。《飞炼》所录钟乳方虽只六首,但其剂型却有丸散酒乳四种,制备则飞炼研煮十分考究。此后王焘撰《乳石论》列于服石篇之首,柳宗元与崔简往来书信专论石钟乳均说明服食石钟乳的普遍。而所录五石类方,则以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白石脂和钟乳为基础,有时也用硫黄、禹余粮相出入。由此反折出孙思邈服石观的慎重及对钟乳、石英的推崇。
(二)重视解散,将息有度
最早研究服石将息的是晋代名医皇甫谧。根据《病源》所引,皇甫谧在论述寒食散方源时,说张仲景所创此方“御之至难,将之甚苦”。在谈到服食寒食散的节度时,又指出:“药虽良,令人气力兼倍,然甚难将息,适大要在能善消息节度,专心候察,不可失意,当绝人事。”此后陈延之《小品方》也称:“大散由来是难将之药。夫以大散难将,而未经服者,乃前有慎耳!”至于在具体的将息方法上,晋初就有将冷、将暖的不同主张。皇甫谧是属于将冷派的,主张服药之后,“常当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而与皇甫氏同时代的廪丘公则属于将暖派的,主张取暖将息,如服用温酒等。也有折衷两派的,主张随人体质本性而将息。如魏晋间的曹歙云:“凡服寒食散发者,皆宜随所服之人以施方治。人体气之不同者,若土风之殊异也。虽言为当饮酒,人性本有能不;虽言为当将冷,人体本有耐寒与不耐寒;虽言为当多食饮,食饮本有多少;虽言为当劳役,人筋于本有强弱;又肥充与消瘦,长老与少壮,体中挟他疹与不挟疹,耐药与不耐药,本体多热与多冷,凡此不可同法而疗也。”曹氏还批评有人偏执将冷法时说:“今举世之人,见药本方号曰护命神散,登服日便当解脱衣被,向风,将冷水自浇灌。夫人体性自有堪冷与不堪冷者,不可以概平也。譬犹万物,匪阳不晞,而染以玄水,反当以寒湿为干,又岂可谓不然乎?”南北朝时名医秦承祖在论述寒食散时,也是主张折衷两家之见的,其云:“玄晏雅材将冷,廪丘温暖为先,药性本一,而二论硕反。今之治者,唯当务寻其体性之本,源其致弊之由,善候其盈缩,详诊其大渊,采撮二家之意,以病者所便为节,消息斟酌,可无大过。若偏执一论,常守不移,斯胶柱而弹琴,非善调之谓也。”总之,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服石之风的兴起,服石的毒害时有发生,因而日益引起人们警觉,各种将息之法随之产生,并形成了不同的将息派别。
隋唐时期,服石之风更为盛行,将息的方法也更为繁难复杂。孙思邈在巢氏《病源》的基础上,进一步集思广益,参照诸家,折衷两派,比较全面地辑集了当时的服石将息法。首先,他提出了将息的总的原则和禁忌。孙思邈说:“如法持心,将息得所。方药为益,善不可加”,“至于将息节度,颇识其性,养生之士,宜留意详焉。”服石有禁忌。孙氏认为,“凡服石之人,甚不得杂食口味,虽百品具陈,终不用重食其肉。诸杂既重,必有相贼,聚积不消,遂动诸石。”此外,还要“勿食蒜、油腻、猪、鸡、鱼、鹅、鸭、牛、马等肉,即无病发。”《千金方》所辑的将息法,内容十分丰富细腻,呈现繁复多端的特点。但其主体内容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饮食调理
一般说来,由于石药性热,应以将冷为宜,因此皇甫谧提出“凡服药者,服食皆冷,唯酒冷热自从”的主张,得到大多数服食家的认可,几乎成为服石的饮食原则。《千金方》在此原则基础上,又对饮食的多少、饮食的时间、次数等作了补充,特别是辑录服石后宜食忌食诸物十分具体。
此外,《千金方》对服石后的饮酒问题也有所论及。《病源》载有皇甫谧关于服药者“唯酒冷热自从”及“当饮酒,令体中醺醺不绝”的论述。《千金翼方》却严格区分情况,该饮热酒时就饮热酒。如将息法第十三条论治心痛如刺者,指出:“诸痛之中,心痛最恶,急宜速救之,惟热酒为善,起沉滞于血脉之中,故当任力自温。”三十七条论治关节强直、不可屈伸,指出“饮热酒,瘥”。四十四条论治寒热累日的病情,还指出病因是“饮冷酒食热故也”,强调热饮的重要,原文称:“或寒热累日,张口结舌,眼视高,睛不与人相当,日用水百余石,洗浇不解者,由不能自劳行,饮冷酒食热故也。譬如暍人,心下更寒,以冷水救之。愈剧者,气结成冰,得热熨饮则冰消气通,暍人乃解。药气聚心,乃更寒战,宜急饮热酒,令四肢通畅,然后以冷食,冷水洗之,即止。”
2.注意起居调摄
服石之人,日常的坐卧行住及衣着、沐浴各有节宜,节宜不当则会发生种种病症。《千金方》虽然没有设立“服石节度”的专题来对服石起居进行正面论述,但在将息、解散诸法中时有讨论。如:坐,则不宜过久,不能坐温热之处,要多活动伸展,久坐不行则使“周体患肿,不能回转”;而久坐温处、热处,则会导致“脚疼欲折”、“腹胀欲裂”、“热入膀胱”,甚至“大便稠数”的“将死之候”。卧则不宜太软,被褥不宜过厚,以安卧为度。若“卧处太厚,又盖覆被衣,温不脱”,则会致“百节酸疼”等症,因而主张“单床,薄被”、“寝处必寒”。行能调畅关节、疏通气血,是服石将息的重要方法。皇甫谧说:“服药之后,宜烦劳。若羸著床不能行者,扶起行之。”此后,服石家有行散之法,意在适当运动使药力散发。居住宜宽敞通风、安静舒适,不宜太温。衣着则宜宽松适体,洁净无垢,且厚薄有度,不使太温。如衣厚犯热则致“眩冒欲倒”,衣温失食则致“腹胀欲裂”,衣温近火则致“咽中痛、鼻中塞”等症。脱着亦应合时,解散法指出:“若脱及便寒,著衣便热,为脱著之间失适故也。小寒自可著,小温便可脱即止。”沐浴与行散一样,也是服石后非常重要的将息法。皇甫谧论服散沐浴,原则是“当洗勿失时”,指出药力散发后,“便因脱衣,以冷水极浴”,“若药未散者,不可浴”,“若浴晚者,药势必不行,则不堪冷浴,不可强也”。即沐浴要适时,既不能早,也不能晚。
3.注意节慎房事
前已述及,《千金方》不仅揭示了服石后饮酒是造成阳事过多,肾虚发热的根本原因,寓有节制饮酒之意,而且还创立鸡心酸枣汤,以“疗饮后阳多,肾虚发热”之症。此外,《千金方》在所辑解散法中明确指出:“若耳鸣如风声,又有汁出者,由自劳出力过度,房室不节,气上奔耳故也。但数数冷食补之,禁房室即瘥。”
4.注意服石反常现象
服石之人出现一些异于常人的情况,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医家的注意。《诸病源候论》辑录可能出自皇甫谧的服石论述,归纳为“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千金翼方》征引《病源》时进一步强调指出:“服石发动将息,事虽众多,指的而言者,要当违人理,反常性,可依易者将息,所谓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认为要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依据最简便易行的方法进行自我调养。
(三)重视石发,注意解毒
服石之后,药气运行,全身发热,将息得当,一月或二十日之后,药性自然解除,“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所患痼疾旧病随之消失;如果将息失当,不仅不能达到治病愈疾的效果,反而会随着药势发动多种病症,称为“石发”或“散发”。因此,服石发热是必然之势,正常者,药发病解,心意开朗,体力转强;异常者,药发病发,诸症变生,莫可名状。
所谓解散,就是解除由于服石(散)引起的药源性疾病,或者说是对服石(散)所致各种病证的解救。葛洪《肘后方》指出:“凡服五石、护命、更生及钟乳、寒食之散,失将和节度,皆致发动,其病无所不为。若发起仓卒,不以渐而至者,皆是散势也。宜及时救解之。”葛洪之前,皇甫谧亦曾详论解散之法。巢氏《诸病源候论》则综合皇甫谧、葛洪、陈延之诸家解散之法,列述解散25候,成为现存最早系统论述药源性疾病的文献。此后,《千金翼方》卷二十二“服诸石药及寒食散已违失节度发病疗之法合四十五条第三”,将解散之法概括为45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病源》以来的解散之法,而且所题“疗之法”即“将息节度法”,并在文后明确指出:“凡服石之人有病,要先以解石法消息之,若不效者,始可用余方救之。前所列凡45条,原是服石丸散违失节度发病由状,亦有消息得瘥者。”这就是说,解散的方法主要在于将息节度得当。
1.将息解救
孙氏所列45条解散法,每条皆首列散发症状,次述发病之由,即将息失当之处,最后交待将息解救之法。而解救之法,简要地说,无外冷、下、行、熨、药五字而已。冷,即冷食、冷水洗浴、当风取冷,及单床薄被单衣等。下,即通下大便,亦《肘后》所谓“数自下,惟取通利”之法,如“头痛欲裂,为服药食温作癖,直急下之”,“又若大便难,腹中坚如磐蛇者,为犯温积久,腹中有干粪不去故也,宜销酥蜜膏服一二升,津润腹内即下,若不可,服大黄、朴消等下之”。行,即行散之法,四体要常运动,“强行以调其关节”,如“兢颤恶寒,或发热如温疟者,为失食忍饥,失洗不行,又食臭秽放也,宜急饱冷食,冷水洗,数行即愈”。熨,即以冷石熨摩患处。如咽痛者,“以冷石熨咽鼻”;患淋者,“以冷石熨腹”;“若身肉处痛,痛无常处,如游风者,为犯热所作,非风冷故也。宜冷洗,以冷石熨之自瘥”。药,即以药物解救,如香豉饮之治体上生疮、结气肿痛不得动,黄连饮治腰痛欲折、两目欲脱,梳子汤治小便稠数等。此外,还有小便洗眼、热酒灌咽等急救之法。
2.对治解救
服食石药,往往配伍一些草木药物,如五石散就配有括楼、白术、人参、桔梗、细辛、附子等。由于矿物药与植物药的药性不同,药效发生的时间也有先后,配伍后有相互“发动”的作用,引起诸多反应,甚至引发多种疾病,因而很早就引起了医家的注意,晋代道教医生道弘撰有《解散对治方》,对触动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引起的各种病症进行详细论述,并提出了相应的解救方药。但南北朝时陈延之《小品方》对道弘的对治之说提出了异议,认为《神农本草经》“无对治之和,无指的发动之说”,因而“道弘之方焉可从乎?”巢氏《诸病源候论》则兼收并蓄,将两家意见辑于一处,意在让读者自行观览斟酌。孙思邈则在《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解五石毒”中详载“对治之方”,虽未言明出处,但对对治方的解毒功能则是持肯定的态度。
3.辨治解救
对于石发病,有的可以通过将息调摄来解散除病,有的就不是将息所能控制的,必须借助药物来治疗。因而在服石盛行的魏晋隋唐数百年间,造就了一批专治石发病的医生,创立了许多解散救急的治石发病专方,并出现了大量论治石发病的专著。仅《隋书·经籍志》明确著录或提及的解散治石发病的专书就有《寒食散对疗》、《解寒食散方》、《解散论》、《解寒食散论》、《徐叔向解寒食散方》、《释慧义寒食解杂论》、《解散方》、《解散消息节度》、《范氏解散方》、《解释慧义解散方》、《解散经论并增损寒食节度》等十多种。此外,《寒食散方》、《服石论》等书中亦有相当丰富的解散救急的内容,于此可以了解隋以前论治石发病的一般情况。《诸病源候论》列“解散病诸候”凡26论,论述寒食散发动为病的各种证候,颇具规模与系统。但《病源》所论之“候”,虽题曰“散病诸候”,似为“病候”之指,而实为证候之属,甚至有的只是症状而已,未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概括,难免使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到了唐代,由于服石之风更为炽盛,石发之病也更为多见,几乎成为社会的忧患。如果说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宽袍行散还是风流潇洒的表现,那么隋唐以降因石致废、痈疽发背以及不可名状的呻吟挣扎则绝对是对生命的残虐。这时候,不仅解散将息的方法日益细腻滋繁,而且论治石发病以及解毒救急的措施也日趋缜密和完善。孙思邈不仅提出了解散将息节度45法,还在《千金翼方·飞炼》设《解石及寒食散并下石第四》专篇,讨论解除服石及寒食散后引发各种病症的救治方法。此外,还在《千金翼方·补益·解散发动第三》、《千金要方·解毒并杂治·解五石毒第三》、《千金要方·疔肿痈疽·发背第三》及《千金翼方·杂病上·压热第六》等篇卷中对石发病的解救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不仅有石发病各种症状的描述,也有辨治石发病要点的交待,而且辨病遣方,对症下药,方随证立,同时还交待用药宜忌或将息之法,其内容之丰富,讨论之全面,确乎魏晋以来王焘以前之第一人。
孙思邈《千金方》两书所论石发病的症状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全身性的症状,一类是外科疮疡发背诸症。在全身性症状中,发热是最常见最普遍的表现,或“烦热胀满”,或“身如火烧”,或“身壮热,头痛”,或“往来寒热”,不一而足。除发热外,石毒外发引起皮肤干燥、生疮、口舌糜烂、小便黄赤、大便干结的症状也很常见,严重者则出现疮疡发背,溃肿破败的危险病变。
孙思邈专门设立的解石毒方计有《解石及寒食散并下石第四》69首、《解散发动第三》35首、《解五石毒第三》35首、《发背第三》15首、《压热第六》13首,总计达167首,可谓是唐以前解石毒方的集大成。分析这些解毒方的组成,大体以三黄汤为基础,大黄、黄连、黄芩是最常用的解毒药。此外,甘草、栀子、芒硝、豆豉也是常备药。在治痈疽发背方中,内补散是基础方,但有痈肿已溃未溃之别。
六、道教服食方的价值和影响
(一)道教服食方的价值
作为将不老成仙目标具体化的道教服食术,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所积累遗留下来的数以千计的道教服食方,却有着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和临床价值。
道教服食方的历史价值,表现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列举一些最重要的例证。
1.道教服食方是传统本草学、方剂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长生不死的愿望,人们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长达二千多年的服饵实践,它广大了医学的视野,把医学的着眼点从低层次的治病祛疾提高到追求生命永恒的高层次上来,尽管这种追求是多么的不现实,但在长期的服食过程中,不仅发现了许多新的药物以及药物的新药性,而且还按照某种配伍原则或经验,创制了许多特殊的服食方剂,这样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本草学、方剂学的内容。不管是草本服食方,还是丹石服食方,都应是古代本草学、方剂学中当然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道教丹石服食方,它是古代方剂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一小部分道教服食方传承转变为中医方剂学的内容外,大部分的道教服食方只在道教中人传承而世所罕见,或只保留在道教文献中,乃至尘封道库而逐渐湮没无闻。毫无疑问,道教服食方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科学地整理这份遗产,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古代药物学、方剂学的内容,而且还可能从这些特殊古方古药中,发现有关古代人体科学研究及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很有价值的材料。这也正是下文所要述及的两个问题。
2.道教服食方是古代生命探索的积极成果
无论道教服食成仙的行为是多么荒唐可笑,它的目标是如何的虚幻,但这种行为所蕴涵的对有限生命的超越意识和企图自主生命的追求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并且可钦可敬的。道教服食所提出的“假求外物以自坚固”的思想理论,以及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所衍生出来的“吃肉长肉”、“食肝补肝”、“服玉者寿如玉”的丹家格言,最终形成以服食草木药和丹石药为主体的综合外养术,其出发点就是企图将所服食物的性质转移到人体身上来,把食物之气变成人体之气,从而达到“寿毕天地”的境界。这一点,道教徒认为是可以做到的。嵇康《养生论》说:“凡服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再追踪其理论渊源,《西山记》则说:“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盖阳升阴降,物受天地纯粹之气;阴精阳华,人食万物充实之资。”万物盗天地之气以生生不已,人类盗万物之气以长生不死。因此,道教服食的本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通过食物来改变人的生命结构与生命素质,从而达到生命的永恒。这一点,也是道教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根本所在。道教的长生成仙,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以一系列的人体生命锻炼为基础的。道教徒对神仙的信仰,也不是追求盲目的崇拜和神秘的感悟,而是从对人体生命的力求客观的认识中,从对生命的切实感悟中,去寻求达到长生成仙的具体途径。道教服食正是成仙具体途径的一种,是一种“不大反科学”的“科学”行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道教的服食并不荒唐可笑,而只是这种行为的目标定得太高,以至难以实现而已。更何况生命的奥妙实在无穷,人的寿限到底多少,谁也说不清!但我们已经知道,改善环境,加强营养,就有可能延年益寿,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说道教的服食不是对生命科学的一种积极探索呢?正是基于这些观点,我们认定道教服食方是古代生命探索的积极成果之一。只要我们能对道教服食方进行认真的挖掘整理,虽然不可能从中找到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但却可从中总结出许多有延年益寿实效的良方来,为人类的健康长寿作出新的贡献。
3.道教服食方是研究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史料
道教服食不仅涉及古代医药学的内容,而且还和古代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尤其是道教和外丹服食,它和古代化学、古代矿物学、古代冶炼机械和冶炼技术以及古代的天文、地理学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影响。道教外丹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了古代化学、矿物学及冶炼术的水平和成果,因而通过道教服食方可以澄清和核稽许多古代科技和史实。比如仅就古代化学史的研究来说,我们不仅可以从道教丹石服食方的有关文献中,了解到道教炼丹术中所积累起来的诸如丹砂、汞、铅、砷等多种金属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从秋石的制备中了解到至少在唐代我国就已经发明了从小便中提取相对纯净的人体性激素制剂的方法等,我们还从《抱朴子内篇》中了解到,早在东晋我国就已懂得从砷化合物中提炼单质砷的方法。这种方法比13世纪日耳曼炼金家马格鲁斯的方法至少要早九百年。
道教服食方不仅具有上述的历史研究价值,而且还具有实用的临床价值。道教服食方的临床价值,主要表现在它的再开发利用上。这种开发,目前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从道教服食方中开发抗老延年的养生药品。
道教服食方中的“仙药”,许多有限之“不死”、“成仙”的夸大之辞,但大多数药物均具有抗衰延年的作用,这是已为近代药理实验所证明了的。比如,《抱朴子·仙药》篇中记述道教服食的草本药就有灵芝、茯苓、地黄、麦门冬、胡麻、黄精、天门冬、甘菊、枸杞、松脂、松实、术、菖蒲、远志、泽泻等一百多种。前苏联学者曾用电子计算机对中草药成分配方进行研究,筛选出了30多种最有价值的强壮滋补药,绝大多数都包含在葛洪《抱朴子·仙药》所举草木药中。因此,如果能对道教服食方进行客观切实的分析研究,剔除其中的宗教神秘色彩,把那些确有实效的抗老延年方开发出来,对于造福人类,无疑具有广阔前景。1959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些学者,从《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医心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云笈七签》、《本草纲目》等20多种道书、医书中、筛选出抗衰延年药方150余种,按功用分为12类,计有耳目单方11种,耳目复方8种,齿发单方6种,齿发复方18种,诸风单方6种,诸风复方2种,悦泽方8种,一般补虚单方8种,一般补虚复方40种,一般延年不老单方6种,一般延年不老复方36种,其他2种,可谓我国古代服食养生药研究的一次总结。这次总结,有关专家首先确定了7条选方原则:①有益无毒;②易得价廉;③制法简单;④不难吃,不碍消化;⑤不含金石药;⑥服用量不大;⑦容易贮备,不易变质。在这7条原则下,选出了14首重点补益方剂,并向全社会介绍推广,认为可以给老人试服以观察抗老作用。因此,这次研究,也可以说是对道教服食方开发利用的尝试。只可惜30多年来,我们没有更深入地研究下去,取得更大的成果。
第二,从道教服食方中开发保健食品或药品。
道教服食方除了一般都有抗老延年的作用外,有些还能驻颜美容,或黑发固齿,或聪耳明目,或益智强记,或芳气香身,或避暑耐寒。因此,从道教服食方中挖掘整理有特殊保健作用的方剂,开发出新型的保健食品或药品,对于提高社会的美学水准和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使社会中人都能和洽愉悦地生活,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根据唐王焘《外台秘要》所引《近效方》的记载,唐武则天皇后曾有炼益母草留颜方。其方即于五月五日采益母草全苗,晒干捣罗,以水和成团,再放置炉火中炼烧,经一伏时取出,研细收用。用时配以滑石、胭脂等。据说此方“仙人秘之,千金不传”,武则天得之于异人,用以去粉刺黑斑,治疗老人皮肤皱缩等,可使浮皮展落,面手滑润,颜色光泽。益母草,又名“充蔚子”,《本经》称其“主明目益精,除水气,久服轻身”,是道教服食的上品药。现代有益母草膏,用以治妇科诸疾。
第三,从道教服食方中开发特效药品。
道医以善治疑难怪症为其特色。道教医生手里,一般都有几种看家的特殊本领,掌握一些专治怪病的特效药方。这些药方,也往往与道教服食有关联,或者即为服食方。东汉末年,方士医生华佗传授给弟子樊阿的服食方“漆叶青粘散”,由漆叶,黄精组成,“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相传樊阿服食此方后,活了一百多岁。这是史书上记载最早的草木服食方,它的长寿效果,可能与它的杀虫安和脏腑的特殊作用有关。后来,道教服丹盛行,虽然始终没能炼制出长生不死的“仙药”,倒也发现了许多有特殊作用的丹方。特别是道医用丹药来治疗疮疡痈疽等外科疾病,提脓拔毒,去腐生新,往往获得奇效,向为社会所称道。现行中医丹药的炼制方法大体有“升”、“降”、“烧”三种,丹药组成有硫化汞、氧化汞、氯化汞等,皆由道教丹炼服食方衍化而来,成为中医外科的主要药物。如前面提及的中医外科常用丹药“红升丹”、“白降丹”,其特殊的杀菌除虫、消毒防腐功效,已为医家所公认。
道教丹石服食方不仅在中医外科有独特的临床价值,在内科杂病方面也有非凡的疗效。唐代道医孙思邈在其巨著《千金要方》中记载了他在蜀中炼制“太一神精丹”的经过。“太一神精丹”是由丹砂、曾青、雄黄、雌黄、磁石、金牙等矿石药炼成的丹方。经现代研究发现,这是一个利用磁石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也是世界医药史上最早利用砒霜制剂治疗疟疾的良方,较之欧州18世纪末才用砒霜治疟要早一千多年。近人张觉人先生,一生酷嗜炼制丹药,曾用相当时间登山涉水,访友寻师,收罗丹药方剂近300个。他在晚年撰写的力作《中国炼丹术与丹药》中,披露了他在清未向贵州平越福泉山高真观丹道医家授得的秘传丹方“玄门四大丹”:金龟下海丹、毒龙丹、混元丹、乾坤一炁丹。其中金龟下海丹、乾坤一炁丹,主要用于外科疮疡,而毒龙丹、混元丹则既可外用,又可内服,可治内外科多种疾病,具有很好的疗效。
总之,道教服食是一个历史宝库,由于它没有被完全开启,因此,其中所蕴藏的巨大价值,也还没有被人们所了解、认识。我们相信,经过一定时间的科学整理和系统研究,道教服食方必将会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这颗历史明珠将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二)道教服食方的影响
道教服食方是道教服食的产物。因此,道教服食方的影响主要决定于道教服食本身的行为。而道教服食作为一幕历史闹剧,早已息幕收场。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背后,评论剧中所发生的一切,审视那些科学与宗教、合理与荒谬、正确与邪伪、愿望与现实等等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纠纠缠缠的离奇冲突、成败交替的细节,不能不使人们惊叹交加,感慨万千,沉思不已!
道教服食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质的。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支配道教服食的成仙愿望、变化观念、实践精神和由此歪打正着所获得的许多古代科技成果,都是使我们无限敬佩和景仰的。道教信仰神仙,不甘自然的束缚,敢于喊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历史强音,大胆无畏地求长生幸福,无疑是乐观向上的。道教相信“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的原理,认为通过服食“假求外物以自坚固”,就可以变化人体生命的素质,从而“久视不死”,从理论上来说,也并非荒谬反科学的。为了求得“仙药”,他们船交海中,身入三山,不畏惊涛骇浪;为了炼得“仙丹”,他们苦居深山大泽或穷里旷野,长年累月被毒气所熏,为烟尘所罩,始终矢志不移,态度那样执着,那样认真,其苦干实干的精神,也决非反科学的行为。还有,道教通过服食,炼丹实践所积累的各种科学知识,所得到的各种科学发现,都极大地促进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已在前面有所述及。尤其是道教服食在古代医药方面的积极影响,更是日益引起中医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并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了许多新的发现。这里,我们特别引用全国著名中药学家高晓山先生的研究成果,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补述。高先生在他主编的大作《中药药性论》中,就药性理论的古代哲学从《易》理、道家和道教、佛教及其他几个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阐述。他在论述道家和道教对药性理论的影响时指出:道家或道教(包括服石、丹药)对于中医药学术的影响,其积极的一面也是应予肯定的。对于药性理论的影响,他认为以炼丹术为最重要,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许多矿物的引进与服石及炼丹术有关,其中与炼丹术有关的最多;其二,炼丹术方法和制剂、方药引进,使唐宋间的医药著作中出现大量的炼丹法所产生的药物、药方,成为中成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三,通过实践证明,化学反应可以人为地、定向地改变物质的性能或制造新的物质,化学制药、化学合成物成为药物都是受到炼丹术的直接影响,其四,提出通过药物延长生命的可能;其五。对配伍理论的影响,所谓子母兄弟乃至七情理论很可能与炼丹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本草纲目》中引进“制”、“伏”、“消”、“柔”、“养”等术语肯定是炼丹术语。高先生还在该书的“方剂基础理论”一章中,就引进药性理论中的几个重要的丹家术语,如“伏”、“制”、“死”、“结”,进行了专门的阐释。根据高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从一个侧面了解道教服食对中医药学的影响,而更多的情况,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从消极的一面来看,道教服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信仰神仙,则夸大事实,虚构假象,导致荒谬迷信不断发生;讲变化则不讲变化的条件,不顾事物的客观性质和变化规律,把事物的变化方面绝对化;坚持实践,埋头苦干,结果却炼制出许多无用以及有毒的丹药,空耗资财,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渴望成仙,而不顾丹药毒性,不顾许多失败的教训,盲目服用丹药,结果害人性命,死伤无数,“服药求神仙,反被药所误”,造成巨大社会恶果。此外,在服食的过程中还把许多鬼神观念,宗教迷信掺到医学中来,使得后世不少医家不得不为清算种种谬说而努力。

《千金方》食疗研究

食疗,亦称食治,其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理解,是指通过选择适宜的饮食物、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注意饮食卫生,即通过调整饮食行为来养护身体、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通常称作食疗食养。狭义的理解,即是将药物与食物相配合,经过烹调加工,用以防病治病、强身健体的方法,通常称作药膳疗法。
强调食疗是孙思邈的一大特色,注意饮食选择和调理,把它看作加强营养、增强体质,提高对疾病的预防能力,以至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是孙氏一贯重视研究的问题。反映在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摄养枕中方》、《孙真人摄养论》等有关著作中的食疗内容,不仅是食疗学真正独立成专门学科的标志,而且是唐以前食疗经验、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一、食疗的历史文化渊源
食疗是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食疗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瑰丽奇葩,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遗产。食疗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生动的形式,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渊源,处处闪烁着我国古代先哲的智慧之光。
(一)食疗的历史源流
饮食是与人俱生的行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饮食活动。《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淮南子·修务训》也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在远古时期,人们无疑时刻受到有害饮食所致疾病的伤害和困扰。
火的发现和使用,使人类的饮食行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随着熟食而发展起来的烹调技术,不仅使人类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有了口甘味道的追求,而且使人们逐步懂得了选择食物、调整饮食行为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从而发明了朴素的饮食疗法。根据古籍记载,至少在夏商时期就已有了食疗药膳的雏型。
周代,人们对饮食已经相当讲究。在统治阶级不仅有了管理饮食的专门机构,而且还有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为帝王贵族服务的治官多达四千余人,其中属于管理饮食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人。尤其是“食医”的设立,有了最早的营养医生,其职责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由此可见,不仅当时已经明确懂得饮食与健康的密切关系,而且已把饮食营养调配和四时口味纳入政府行政管理范围,说明当时食疗已受到高度重视。
食疗发展到汉代,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有了初步的理论总结。《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食疗专著,就有《神农黄帝食禁》、《黄帝杂子芝菌》等二十多卷。尤其是成书于西汉中页的《黄帝内经》,不仅提出了系统的医疗理论,还提出了系统的食疗理论,是后世食疗发展的理论渊薮。
魏晋以后,食疗进一步发展,至隋唐间,食疗著作已达数十种。仅《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就有《老子禁食经》、《崔氏食经》、《食馔次第法》、《四时御食经》、《淮南王食经》、《膳馐养疗》等十多种。可惜这些食疗专著多已亡佚,不可复寻。现在存世的《抱朴子内篇》其《仙药》记载草木、矿石、芝菌等服饵药、方数十种,《极言》篇则有饮食卫生的记载;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则有“食诫”专篇,由此可以略窥当时有关饮食卫生、宜忌之一斑。
到了唐代,孙思邈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中撰写了《食治》专卷和《养老食疗》专篇,首先提出了“食治”、“食疗”的概念,标志食疗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唐代以后,食疗学获得空前发展,各种食物本草、食治方书、食疗专著,不断涌现,林林总总,蔚为壮观,成为祖国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食疗的理论渊源
前已述及,《黄帝内经》是食疗学的理论渊薮。反映在《黄帝内经》中的精气营养、膳食结构、五味调和、饮食卫生、四时宜忌及药食结合等理论或观点,成为后代食疗孕育发展的胚基。
1.精气营养理论
“民以食为天”,饮食活动是人生命活动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之一。“安谷则昌,绝谷则危”,通过饮食活动,不断地为机体提供营养物质,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保证生命存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灵枢·五味》首先提出饮食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
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
《灵枢·营卫生会》也说:
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
正是靠了这些通过饮食活动而获得的精微物质,才使生命活动得以正常展开。《素问·经脉别论》云:“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气精于脉。”明确指出了食物进入人体后,滋养脏腑、气血、经脉、四肢、肌肉乃至骨骼、皮毛、九窍等的作用。饮食入胃,通过胃的消化、吸收,脾的运化,然后输布全身。可散布精华于肝,而后浸淫滋养于肌肉;可食气归心,精气浸浮于脉,以充营心脏、血脉。作为人体的营养物质,是必须靠饮食源源不断地予以补充的。由于食物的味道各有不同,对脏腑的作用也不同。《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指出:“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这说明了五种味道的食物,不仅是人类饮食的重要调味品,可以促进饮食帮助消化,也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反之如果饮食活动不正常,就可能影响人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灵枢·五味》)
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
此外,《灵枢·平人绝谷篇》还具体指出了不能进食而死亡的时间,即“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
总之,《内经》在饮食营养的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的学说。其基本内容是饮食(味)与形体、元气、精微或精气之间构成密切相依的关系。饮食正常,营养丰富,则精气充沛,形体健壮。
2.膳食结构理论
世界上的种族,按其膳食结构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以肉类为主食的肉食民族,以乳酪为主食的奶食民族和以五谷杂粮为主食的谷食民族。《内经》针对汉民族的特点,指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应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脏气法时论》)就是要用各种各类食物,互相搭配,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发挥饮食对人体的积极作用,保证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所谓五谷,泛指整个谷类和豆类食品,这是人类养生长寿所必需的最主要的食品,是人类的主食,亦即强调人体所必需的、最主要的养分,主要是由谷类和豆类食品共同来提供。五畜,泛指肉乳蛋类荤食品,适量食之,对人体大有补益,但过量则为害非浅,“膏梁之变,足生大疔”。五菜,指各种各样的蔬菜。五菜为充,就是选食各种蔬菜,可以使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得以充分、完善。五果,泛指整个果类食品。人们在主食之外,适当进食果品,可以补充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多种果糖、纤维素、果胶等,对人体健康大有好处。所谓气味合而服之,就是要综合各种营养成分,使机体平衡发展。
3.五味调和理论
食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人体的作用各有不同。五味调和,有利于健康,五味过偏,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中医学十分重视五味的调和。《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说明五味调和得当对人体的益处。中医是反对五味偏嗜的,人体的营养虽然来源于饮食五味,但五味过偏,又易使人体受伤。《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素问·五脏生成论》也说:“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强调了饮食五味宜适当,切忌偏颇,否则伤及五脏,于健康不利。即使在身健无病之时,也应注意调节五味,不可太偏、太过。
4.饮食卫生理论
古代非常注意饮食卫生,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论语·乡党》),指出了食品要精细,烹调要得当,进餐要定时,变色、变味、腐败变质的食品不宜食。除了食品的清洁卫生不变质外,还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暴饮暴食,不过饥过饱;注意进食时间,定时饮食;注意食品温度,不寒不热。同时,还要创造良好的进食情绪和饮食环境,保持端正的饮食姿势,把饮食行为调整到最佳状态,这样才能产生好的饮食效果,促进机体对饮食营养的吸收。《黄帝内经》认为,“饮食得当则可养人五脏,失节则会伤人五脏。故长有天命。”
5.四时宜忌理论
古人非常重视饮食与时间季节的协调,认为这是食养食治也包括药治必须遵循的原则。《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必先岁气,无伐天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阴阳四时者,人物之始络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这些治病养生的原则在饮食营养方面,也是必须遵循的。《内经》有春“在味为酸”,夏“在味为苦”,秋“在味为辛”,冬“在味为咸”,长夏“在味为甘”等记载。《周礼·天官》则提出春发散宜食酸以收敛、夏解缓宜食苦以坚硬、秋收敛宜食辛以发散、冬坚实宜食咸以和软”的观点。由于食品的获得常受季节气候方面的影响,加以古代的储藏方法落后,许多食品无法保鲜和保证质量,因此根据季节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食味,不但古代盛行,直到现在也仍然应用。如冬季人们喜欢吃辛辣的调味品以促进食欲和刺激体温而感暖和。夏季则喜欢吃些阴凉消暑之品,使人感到清凉适口以增进食欲。
古人对于饮食物的温度也是很重视的,主张不要吃得过热过冷。同时也强调与自然气温(天气)相适应。《灵枢·师传篇》提出:,“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说明饮食的过寒或过热,都是可以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六腑的传导失司,以及其他各种对人体的不良影响。
6.药食结合理论
古代医学家在肯定医药治疗为主的基础上,充分强调了食治食养的重要性。《素问·五常政大论》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必养必和,待其来复。”对于疾病的治疗,祖国医学一贯主张不单纯依靠药物,认为使用药物,只是在病邪炽盛时,用以顿挫病势的一种手段,一旦病邪已衰,即当适可而止。特别是作用猛烈和有副作用的药物更认为宜尽早停止,因此《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
《内经》还重视热病恢复期的饮食调护问题,如在《素问·热论篇》谓:“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将药治和食治结合起来,既可疗病,也可使患者获得需要的食养,这也是我国独特的医疗防病方式之一。《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在论述五运六气的规律在医疗中的运用时就提到了食治。如:“故同者多之,异者少之,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其化上咸寒,中苦热,下酸热,所谓药食宜也”等等,都属于药食同治的范畴。因此,《内经》以“毒药攻邪”,以谷肉果菜“补益精气”的论述,就成了后世医疗食养结合,非常科学和全面的治疗观学说。
二、《千金方》食疗的主要内容
孙思邈的食疗学说,主要反映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中。此外,收入正统《道藏》的《摄养枕中方》、《孙真人摄养论》、《保生铭》等孙氏著作,也有部分食疗论述。在《千金要方》中,第26卷为《食治》专卷,是孙氏对食疗学的集中论述。第27卷《养性》篇中专论“服食法”;第24卷中有“解食毒”篇;第12卷中附有“食治方”;另在全书各卷中均不同程度地涉及食疗。在《千金翼方》中,第12卷中有“养性服饵”、“养老食疗”等专论,第14卷有“饮食”专章,第2、3、4卷为“本草”,其他各卷也对食疗有所涉及。总之,《千金》两书的食疗内容极为丰富,可以概括为食疗原则、食疗思想、食物分类及食疗范围四个方面。
(一)食疗原则
1.安身之本,必资于食
《素问·六节脏象论》说:“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里的五味,指的就是饮食,说明饮食是维系人们生命的重要物质,所以古代又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序论》中也强调:“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又说:“夫含气之类,未有不资食以存生,而不知食之有成败,百姓日用而不知。”“若食味不调,则损形也。”人只有通过饮食活动获取营养,才能使生命活动蓬勃展开。诚然,人们必须依靠饮食才能生存,但并非所有饮食都能有益于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饮食不得法,不适合人体的需要,也可以成为损伤健康的有害因素。
2.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中引用扁鹊的话说:“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人的一切依靠根本在于形体。人体气机混乱,就会发生疾病。而治理病苦必须凭借药物,拯救危急则全靠医生。“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千金要方·食治》)为什么要以食治之?因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千金要方·食治》)这就是说,人体难免患病,患病了就得找医生,医生在详细了解病情,弄清楚病因的基础上,首先用食物予以调理,如果能够运用食物治愈病人,那才称得上高明。
但是,疾病有轻重,病因或各异。饮食调理具有一定局限性,有些疾病并不是食疗所能见效的。为此孙思邈提出了“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另一条原则。然而,毕竟“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之投疾,殃滥亦然。”(《千金要方·食治》)即使是必需通过药物治疗的疾病,也不应随意用药。
(二)食疗思想
1.突出食物营养
全面摄取身体必需的各种营养素,是西医营养学的中心思想。然而,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受历史及哲学思想等因素的限制,中医学的指导思想向宏观方面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食治”也不例外。但就临床实际应用而言,中医食治中同样蕴藏广泛摄取多种营养成分的观点。不仅注意五谷、五果及五蔬的营养配合,也非常重视“五畜”的补益作用。《千金要方·食治》收有近50多条由五畜类制成的膳食方。
2.强调饮食节度
孔子早在《论语》中就说过:“君子食无求饱”,“不多食”,实际上就是主张节制饮食。《黄帝内经》也曾提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并以此作为养生原则。孙思邈对前人的此类论述非常重视,在饮食方面,他一贯主张节俭和节制,反对暴饮暴食和饱餐肥腻厚味。认为摄取的食物过多,过于丰富,非但无益于身体,反而成为致病的阶梯。他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嵇康云:穰岁多病,饥年少疾。信哉不虚。是以关中土地,俗好俭啬,厨膳肴羞,不过菹酱而已,其人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饶足,海陆鲑肴,无所不备,土俗多疾而人早夭。北方仕子,游宦至彼,遇其丰赡,以为福祐所臻。是以尊卑长幼,恣口食啖,夜长醉饱,四体热闷,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期月,大小皆病。”孙氏引用嵇康的论点,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饮食节俭的地方,人们大多健康长寿;特产丰富,经常恣口饱食而无节制的地区,人们反而多病,甚至夭折短命,可见饱食是很有害的。孙氏主张少食多餐,每一顿的食量要严加控制。因此,他在该篇中接着写道:“是以养性者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耳。盖饱则伤肺,饥则伤气,咸则伤筋,酢则伤骨。”孙氏主张先饥而食,先渴而饮,这是很有道理的。
孙思邈又指出:“食啖鲑肴,务令简少,鱼肉果实,取益人者而食之。凡常饮食,每令节俭,若贪味多餐,临盘大饱,食讫,觉腹中彭亨短气,或致暴疾,仍为霍乱。又夏至以后,迄至秋分,必须慎肥腻饼臛酥油之属。此物与酒酱瓜果理极相妨。夫在身所以多疾者,皆由春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故也。”(《千金要方·食治序论》)孙氏在此强调鲑肴、鱼肉之类要少吃,即越是高脂肪高蛋白之类的食物越要少吃,不可多食。肥腻厚味吃得太多,非徒无益,反而有害,首先受害的是肠胃。尤其是老年人,更应注意这一点。孙氏在《千金翼方·养老食疗》中特别指出:“养老之道,虽有水陆百品珍羞,每食必忌于杂,杂则五味相扰,食之不已,为人作患。是以食啖鲜肴,务令简少,饮食当令节俭。若贪味伤多,老人肠胃皮薄,彭亨短气,必致霍乱。”老年人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差,多食肥腻厚味,必然腹胀短气,甚至会引起上吐下泄的霍乱病。
此外,大病初愈之人也要慎口腹,若贪味则可能导致疾病复发。因此,孙氏在《千金要方·劳复》中说:“病新差(瘥)后,但得食糜粥,宁少食令饥,慎勿饱,不得他有所食。虽思之,勿与之也。引日转久,可渐食羊肉白糜,若羹汁、雉、兔、鹿肉,不可食猪狗肉也。……凡此,皆令人劳复。”总之大病初愈之后,一定要谨慎口腹,以素食为主,并要少吃,待身体完全康复之后,再增加肉食,可适当扩大食量。否则旧病复发,难以救治。
3.主张素食为主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饮食》中说:“身在田野,尤宜备赡,须识罪福之事,不可为食损命。所有资身,在药菜而已。料理如法,殊益于人。”孙思邈还明确:“每学淡食,……每食不用重肉,喜生百病。”(《千金要方·道林养性》)因而主张荤素搭配,并且强调以素食为主。
孙氏在《千金翼方》中说:“善养老者……非其食勿食。非其食者,所谓猪豚鸡鱼蒜脍生肉生菜白酒巴大酢大咸也,常学淡食。”他主张饮食清淡,少吃高脂肪高蛋白之类的动物食品。这里说的“勿食”,并非完全不吃,而是说要控制,不要多吃。
孙思邈以素食为主,他常吃的蔬菜有枸杞叶、冬葵、苋莱(特别是马齿苋)、冬瓜、胡瓜(黄瓜)、越瓜(菜瓜)、荠菜、芜菁、芦菔、菘莱(白菜)、芥菜、苜蓿、葱、薤、韭、葫(大蒜)、紫苏、海藻、昆布、茼蒿、生姜、芸台、野苣(莴苣)、茗叶(茶叶)、茴香及芹菜等,大多是一些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很适合于经常食用。
孙思邈主张饮食清淡,提倡常吃蔬菜,其好处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蔬菜中富含各种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糖,其营养价值很高;又由于蔬菜能刺激消化腺的分泌,因而能够促进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第二,蔬菜可以减肥,尤其适宜于肥胖者食用。第三,多食蔬菜有益于心血管病患者。因为蔬菜中含有丰富的钾,它是心肌活动不可缺少的东西。
4.讲究饮食卫生
①饮食要定时定量
《论语·乡党》说过:“不时不食”,“不多食”。说明孔子是主张饮食定时定量。《吕氏春秋·尽数》亦曾指出:“食能以时,身必无灾”。认为定时定量进饮食,对身体才不会有任何危害性。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也强调,饮食必须定时定量,他说:“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饱食过多则结积聚,渴饮过多则成痰癖。”每天早、中、晚三餐,要有固定的进食时间。每次进食要定量,不能大起大落。
②吃饭要保持良好的情绪
孙思邈指出:“人之当食,须去烦恼,如食五味,必不得暴嗔,多令人神惊,夜梦飞扬。”(《千金要方·道林养性》)认为进食时必须摒除一切忧愁烦恼,务使情绪轻松愉快,切忌愤怒惊恐,否则食欲锐减,即使勉强进食也难以消化,甚至影响到晚上的睡眠。“思则伤脾”,长期情绪不好,就会损伤脾胃,进而引起其他疾病。反之,如果精神愉快,食欲也会不断增加,肠胃便能很好地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这样,可便羸弱者增强体质,还可使抱病染疾者迅速痊愈。
③不吃腐败之物
《论语·乡党》早就说过:“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可见孔子是非常讲究饮食卫生的,凡食物变馊或腐败就不吃,变气味,变颜色,没有煮熟,都不吃,为的是预防疾病。孙思邈认为病从口入,因此特别强调饮食必须干净,尤其是肉食必须新鲜,最好是刚宰杀不久的。凡腐败变质之物皆不可食。他在《千金要方·食治》中说:“秽饭、馁肉、臭鱼,不可合食之,害人。”又说:“凡禽兽自死无伤处,不可食”,“一切牛盛热时卒死者,总不堪食,食之作肠痈……下利者,食自死牛肉必剧。”并且指出,一切禽兽“病死者,不任用。”孙氏这样强调,是非常合乎科学道理的。凡病死的禽兽,都是病毒或病菌的载体,均有传染性,所以不能食用。食物烹煮要得法,特别是肉类,必须要煮熟,而且要熟透。孙氏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告诫说:“勿食生肉,伤胃,一切肉惟须煮烂,停冷食之。”肉食如不煮熟就食用,很容易得绦虫病及其他寄生虫病。
饮水要清洁,要煮沸才能饮用。孙氏写道:“凡遇山水坞中出泉者,不可久居,常食之作瘿病。又深阴地下冷水不可饮,必作痎疟。”(见《千金要方·道林养性》)其中所说饮用山水坞中之水得瘿病,实际上指的是缺碘的山涧积水,而长期饮用缺碘的水就会得大脖子病。深阴地下冷水之所以不宜饮用,一是过于寒凉,二是有蚊蝇孳生出没,而蚊蝇是传播者,倘若深阴地冷水不经煮沸便直接饮用,就很容易染上疟疾。
④饮食的冷热要适度
夏天喜冷饮,冬天好热食,这是人之常情。但饮食的冷热,必须适度,不可过偏。即使是酷暑炎夏,也不能过于嗜食冷饮冷食,否则容易损伤脾胃。同样,热食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热食伤骨,冷食伤肺,热无灼唇,冷无冰齿。”(见该书卷十二·养性禁忌)掌握饮食的冷热度亦很重要,过于冷食会引起腹泻,甚至泄利不止,牙齿也易受损伤;而过于热食,灼伤嘴唇,食道和胃部同样会受到损伤。
⑤吃饭要细嚼慢咽
《吕氏春秋·尽数》指出:“饮必小咽,端直无戾。”认为喝汤水的时候,应当小口小口地饮,不要咕漉咕漉地暴饮。中医主张“饮必细呷”,因为“大饮则气逆”,造成呛咳或气喘,甚至造成痰饮病。孙思邈之所以提出“先渴而饮”和“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也是为了防止暴饮,因为人们在过分干渴的时候进水,就很难避免暴饮。
吃饭必须细嚼慢咽,切忌狼吞虎咽。孙思邈说得好,“食当熟嚼,使米脂入腹”,又说:“美食须熟嚼,生食不粗吞”,这些都是经验之谈。
⑥坚持饭后漱口和散步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指出:“食毕当漱口数过,令人牙齿不败,口香。”的确,坚持饭后漱口,清除食物残渣,既可防止产生龋齿,又能消除口臭。为了保护好牙齿,孙氏还提出:“每旦一捻盐内(纳)口中,以暖水含,揩齿及叩齿百遍,为之不绝,不过五日口齿即牢密。凡人齿(龈)不能食果菜者,皆由齿根露也,为此盐汤揩齿叩齿法,无不愈也。”(《千金要方·齿病》)孙氏所说用盐汤漱口和行叩齿法,确实对治疗牙齿有良效。
孙氏还提倡饭后散步和摩腹,这对促进食物消化很有帮助。他说:“平旦点心饭讫,即自以热手摩腹,出门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后,还以热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缓缓行,勿令气急。”(《千金翼方·饮食》)又说:“每食讫,以手摩面及腹,令津液通流。食毕当行步踌躇,计使中数里来。行毕使人以粉摩腹上数百遍,则食易消,大益人,令人能饮食,无百病,然后有所修为为快也。饱食即卧,乃生百病。”(《千金要方·道林养性》)饭后按摩腹部,促使腹部血脉流通,增强肠胃蠕动,自然有益于消化。饭后散步,身体得到活动,情绪上轻松愉快,更能增进消化功能,防止积食不化。所以民间至今有“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的说法,足证孙氏所说不诬。
5.注意四时调节
自然界四时气候的变化,对人体有很大影响。自古以来,我国传统的养生法中即有“四时调摄”之说。其中,饮食的四时调节,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一点,孙思邈在《孙真人摄养论》一文中,有着详尽而精辟的论述,现摘要引述如下:
注意四时调节
正月肾气受病,肺脏气微,宜减咸酸,增辛味,助肾补肺,安养胃气。勿冒冰冻,勿极温暖,早起夜卧,以缓形神。勿食生葱,损人津血,勿食生蓼,必为症痼,面起游风。勿食蛰脏之物,减折人寿。勿食虎豹狸肉,令人神魂不安。
二月肾气微,肝当正王,宜减酸增辛,助肾补肝,宜静膈去痰水,小泄皮肤汗,以散玄冬蕴伏之气。勿食黄花菜,陈醋菹,发痼疾。勿食大小蒜,令人气壅,关隔不通。勿食葵及鸡子,滞人血气冱精。勿食兔及狐狢肉,令人神魂不安。
三月肾气已息,心气渐临,木气正王。宜减甘增辛,补精益气,慎避西风,散体缓形,便性安泰。勿专杀伐,以顺天道。勿食黄花菜,陈醋菹,发症痼,起瘟疫。勿食生葵,令人气胀,化为水疾。勿食诸脾,脾神当王。勿食鸡子,令人终身昏乱。
四月肝脏已病,心脏渐壮。宜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胃气……勿食大蒜,伤神损胆气,勿食生薤,令人多涕唾,发痰水。勿食鸡雉肉,令人生痈疽,逆元气。勿食鳝鱼,害人。
五月肝脏气休,心正王。宜减酸增苦,益肝补肾,固密精气。卧起俱早,每发泄,勿露体星宿下,慎避北风,勿处湿地以招邪气。勿食薤韭,以为症痼,伤神损气。勿食马肉及獐鹿肉,令人神气不安。
六月肝气微,脾脏独王。宜减苦增咸,节约肥浓,补肝助肾,益筋骨。慎东风,犯之令人手足瘫痪。勿用冷水浸手足。勿食葵,必成水癖,勿食茱萸、令人气壅。
七月肝心少气,肺脏独王,宜安宁情性,增咸减辛,助气补筋,以养脾胃,无冒极热,勿恣凉冷,无发大汗,勿食茱萸,令人气壅。勿食猪肉,损人神气。
八月心脏气微,肺金用事,宜减苦增辛,助筋补血,以养心肝……勿食小蒜,伤人神气,魂魄不安。勿食猪肚,冬成嗽疾,经年不差。勿食鸡雉肉,损人神气。
九月阳气已衰,阴气大盛,暴风数起,切忌贼邪之风。宜减苦增咸,补肝益肾,助脾资胃。勿冒风霜,无恣醉饱。勿食蓴菜,有虫不见。勿食姜蒜,损人神气。勿食经霜生菜及瓜,令人心痛,勿食葵,化为水病。勿食犬肉,减算夭寿。
十月心肺气弱,肾气强盛,宜减辛苦,以养肾脏,无伤筋骨,勿泄皮肤,勿妄针灸,以其血涩,津液不行。勿食生椒,损人血脉。勿食生薤,以增痰水。勿食熊、猪肉、蓴菜,衰人颜色。
十一月肾脏正王,心肺衰微,宜增苦味,绝咸,补理肺胃。勿灸腹背,勿暴温暖……勿食狢肉,伤人神魂。勿食螺蚌蟹鳖,损人元气,长尸虫。勿食经夏醋,发头风,成水病。勿食生菜,令人心痛。
十二月土当王,水气不行,宜减甘增苦,补心助肺,调理肾脏。勿冒霜露,勿泄津液及汗。勿食葵,化为水病。勿食薤,多发痼疾。勿食鼋鳖。
6.重视饮食宜忌
饮食配膳宜忌,在古今食疗上都十分严格。孙氏《千金》两书中,除研究食疗食物的功效、主治外,还指出食物是否可食、久食或多食。如《千金》两书中有:葡萄“久食轻身不老延年”;鸡头实(芡实)“久服轻身不饥,耐老,神仙”;樱桃“可多食,令人好颜色,美志性”(《千金要方·果实第二》);石蜜“久服强志轻身,不饥耐老延年神仙”(《要方》卷二十六·鸟兽第五)。现代食疗学研究表明:葡萄、芡实、蜂蜜不但营养丰富,久食无害,还确实具有抗衰老作用;樱桃的美容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饮食禁忌方面,孙氏论述颇为详细,据不完全统计,《千金》两书中有关食疗禁忌的记载约有百余处。有的因物而忌,如《千金要方·食治·鸟兽第五》中所载:“鸡子白共蒜食之,令人短气;鸡子共鳖肉蒸食之害人;鸡肉、獭肉共食作遁尸注,药所不能治。食鸡子噉生葱变成短气。鸡肉犬肝肾共食害人。生葱共鸡犬肉食,令人谷道终身流血。乌鸡肉合鲤鱼肉食,生痈疽。鸡兔犬肉和食,必泄利……”等等,说明食忌之重要;有的因时而忌,据《要方·食治·鸟兽第五》记载:“正月勿食虎、豹、狸肉,伤人神损寿”;“二月勿食兔肉”;“三月勿食鲛龙肉及一切鱼肉,令人饮食不化,发宿病,伤人神气。”“四月勿食蛇肉、鲜肉,损神害气”。“五月勿食马肉……鹿肉……獐肉,伤人神气。”“六月勿食鹜肉、雁肉,伤人神气”。“七月勿食生蜜,令人暴下发霍乱。”“八月勿食鸡肉……雉肉,伤人神气,”“九月勿食犬肉”;“十月勿食猪肉,伤人神气。”“十一月勿食鼠肉燕肉”;“十二月勿食蟹鳖……勿食牛肉,伤人神气。”以上所述饮食宜忌事项以及某月不宜进食某种食物,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指出不同季节,不同饮食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的思想是可贵的。孙氏还指出有的饮食因病而忌,如《千金要方·伤寒下·劳复》篇中云:“时病差后未满五日,食一切肉面者,病更发大困;时病差后新起,饮酒及韭菜,病更复;时病新差,食生鱼酢,下利必不止;时病新差,食生菜,令颜色终身不平复;时病新汗解,饮冷水者损心包,令人虚不复;时病新差,食生枣及羊肉者,必膈上作热蒸;时病新差,食犬羊等肉者,作骨中蒸热;时疾新差,食鱼肉与瓜、生菜,令人身热;时病新差,食蒜脍者,病发必致大困”。说明伤寒时病初复,饮食要注意适当忌口。
7.提倡服饵进补
孙思邈在临证处方时,也尽量采用疗食补的方法。单是在《千金要方》“妇人方”中,就开处了不少食疗方剂。他曾写道:“妇人产讫,五脏虚羸,惟得将补,不可转泻。”认为采用泻药,只能使本来身体虚弱的产妇病情加重,甚或带来不测的后果。最万全的是采用食疗食补的方法。例如治疗产后虚羸喘乏,自汗出,腹中绞痛,便开处羊肉汤。方用羊肉1.5千克,加当归、桂心、芍药、甘草、生姜等药物组成。治疗产后虚羸劳损,则开处鹿肉汤。方用鹿肉2千克,加干地黄、甘草、人参、当归等药物组成。治疗妇人体虚流汗不止,时或盗汗,便开处鲤鱼汤。本方由鲤鱼、葱白、干姜、豆鼓、桂心等组成,大部分是食物。治疗妇人缺少奶汁用鲫鱼汤,由鲫鱼、猪肪、漏芦、石钟乳等组成,有较好的下乳功效。
应当指出,在孙氏的食疗方中,尤以羊肉汤的使用为最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用羊肉当归汤治产后腹中心下切痛,不能食,往来寒热。方用羊肉1.5千克,加当归、黄芩、甘草、防风、芍药、生姜等药物组成。治疗产后腰痛咳嗽用羊肉杜仲汤,方用羊肉2千克,加杜仲、紫菀、五味子、细辛、厚朴等药物组成。羊肉黄芪汤治产后虚乏,方用羊肉1.5千克,加黄芪、大枣、茯苓等药物组成。还有羊肉生地黄汤,方用羊肉1.5千克,加生地黄、桂心、当归、芍药等药物组成。主要用于治疗产后3日腹痛,可以除瘀,补中益脏,强气力。上述食疗方,虽然属妇科常用,然而男子虚羸体弱者亦可应用。
8.注重药食结合
前已述及,孙思邈提出的食疗原则有二条:一为“安身之本,必资饮食”,一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即养护生命的根本,在于食物调理。遇有疾病,首先运用的方法,也是食物调理,只有食物调理无效时,才能运用药物治疗,所谓“救疾之速,必凭于药”。在运用这两条原则时,孙思邈能因人因时因病而灵活掌握。比如在平常之时,孙氏认为:“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易受外患。”即在平和之时,只需饮食将养,不要乱服药物,因为任何一种药物,总会对人体造成一定影响,使脏腑气机偏颇,甚至造成抵抗力下降,而易受到病邪侵犯。即使患病,作为一个高明的医生,也还是要在弄清楚病情病因时,充分运用食物调理的方法。如果食疗无效,就要运用药物,有针对性地治疗。即使如此,仍然可以把药物治疗和食物调理结合起来,或者把药物直接加入食物内,或在药方内配以食物,而组成药膳方。药膳方在《千金》两书中十分常见,尤其在一些补益虚损的方法中,大多都有食物配入,前面提到的羊肉汤,就是典型的例子。
总之,孙思邈可以算得上成功运用药食结合的典范。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到现代,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药膳食疗学。
(三)食疗范围
1.儿童食疗
小儿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身体各部分的功能尚未健全,是“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的情况。脾胃功能也是如此。小儿生长迅速,必须保证其机体有充足的营养供应。在此前提下,亦应对其饮食有所调节。一是饮食的营养价值可高一些,精一些;使之能充分被消化、吸收、利用;一是在食量上应有所节制,食物量少,固然不能满足机体生长的需要,影响发育;但贪食多饮,亦易伤及脾胃。
2.老年食疗
年老之人,身体日趋衰弱,此时在饮食调养上,尤其应该注意。在饮食上,提倡:清淡、温热、熟软,而禁忌油腻厚味,粘硬、生冷。
所谓饮食清淡,而忌油腻厚味,是指五味不宜太过,适可而止。口味过重,则易伤身体。尤其要注意不要过食咸味,这对于心血管是不利的。同时,老年人宜注意多吃一些富有营养的清淡食品,如植物油、蔬菜、水果、粗粮、豆类、乳酪等。不宜过食油厚味。《吕氏春秋》曰:“肥肉美酒,务以自强,命曰烂肠之食。”《韩非子》云:“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就是告诫人们少食油腻,尤其是老年人肠胃功能较弱,需特别注意。而清淡的饮食,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便于吸收,可健脾和胃,更可防止脂肪堆积而发生的动脉硬化。这样饮食,对老年人延年益寿非常有益。
所谓食宜温热而忌生冷,是因为老年人脾胃虚弱,肠胃喜暖恶冷。温热的饮食,食后不仅使人感觉舒适,也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消化吸收。过于寒冷的食品,则对肠胃的刺激较大,易使老年人产生腹泻,便溏,不易于胃肠的消化吸收。脾胃虚寒的老年人尤其需要注意。
所谓食宜熟软,而忌粘硬,也是据老年人特点而言,肠胃消化、吸收能力日渐衰弱,即应该吃一些易消化的熟食、软食,不使脾胃负担过重,也可及时使身体得到补养。粘硬的食物,不易被消化吸收,而且容易伤害肠胃,所以,对老年人来讲,应当慎食粘、硬食品。
这些原则,均是多年来古人养生经验之谈,应引以为戒。对于老年人养生延寿是十分重要的。
3.妇女食疗
妇女经期及产妇,血液易亏损,身体虚弱,此时,在饮食上宜注意益气养血,应多食一些补气、养血的食品。诸如:小米、大枣、鸡蛋、鸡、红糖、龙眼、鱼、肉之类,这些食品,有助于益气、养血,对保证经期及产妇的营养供应、恢复体力,是大有裨益的。
4.体质食疗
人的体质不同,饮食上也有不同的宜忌。例如:体胖之人,多有痰湿,故在饮食上,应该多食青菜、瓜果等清淡之物,含纤维素多的食物,如韭菜、芹菜等以及粗粮,可适当多食。而对于肉食油腻之品,则不宜多食。这对于体胖之人,可起到健脾利湿,助消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减肥的效果。
体瘦之人,多有阴虚,血亏津少,往往虚热内生。这种人,在饮食上,应多食甘润生津的食品,如:稀饭、粥、汤、牛奶、鸡蛋、鱼类等。也要多食青菜、果品,有条件者,可服用银耳、海参类补养食品。而对于肥腻厚味,辛辣燥烈之品,如辣椒、桂圆、羊肉、元鱼之类,往往使人产生内热,致使阴液更伤。而甘淡滋润的食物,则有助于养阴清热,于身体有益。
阳盛体质者,往往内热炽盛,喜凉恶热,因而在饮食上要多用清热、养阴、清淡之食品,如蔬菜、水果以及绿豆粥、荷叶粥等诸种有清热作用的粥。对辣椒、姜、葱、蒜、羊肉、狗肉、鹿肉等一些辛辣燥热的食物宜少食用。不可饮酒,特别是烈性酒。
总之,饮食调养应根据人的体质差异,合理安排,这样,既有针对性,也避免调养失当,千篇一律往往会造成某种偏差,有时,不但于健康无益,反而会影响健康,这是应该注意的。
5.疾病食疗
孙思邈食疗学说认为,通过饮食行为的调整,可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不仅未病时,可以通过食疗来增强体质,防止疾病,即使有病时,也可通过饮食将息等方法来促使疾病向愈,或避免病情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千金》两书在论述疾病诊治时,往往涉及食疗的内容。仅以霍乱为例,《千金要方》卷二十即从食疗角度,对其病因和将息方法作了很全面的阐述。
比如关于霍乱的病因,孙氏认为:
原夫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食饮,非关鬼神。夫饱食肫脍,复餐乳酪,海陆百品,无所不啖。眠卧冷席,多饮寒浆,胃中诸食,结而不消。阴阳二气,拥而反戾,阳气欲升,阴气欲降,阴阳乖隔,变成吐痢,头痛如破,百节为解,通体诸筋,皆为回转。(《千金要方》卷二十《膀胱腑》)
大凡霍乱,皆中食脍酪及饱食杂物过度,不能自裁,夜卧失覆,不善将息所致,以此殒命者众。人生禀命以五脏为主。夫五脏者,即是五行,内为五行,外为五味,五行五味,更宜扶抑。所以春夏秋冬,逆理之食,啖不可过度。凡饮食于五脏相克者为病,相生无他。经曰:春不食辛,夏无食咸,季夏无食酸,秋无食苦,冬无食甘。此不必全不食,但慎其太甚耳。谚曰:百病从口生,盖不虚也。四时昏食不得太饱,皆生病耳。从夏至秋分,忌食肥浓。然热月人自好冷食,更与肥浓,兼食果菜无节,极遂逐冷眠卧,冷水洗浴,五味更相克贼,虽欲无病不可得也。所以病苦,人自作之,非关运也。书曰:非天夭人,人中自绝命,此之谓也。(同上)
关于霍乱的将息、宜忌,孙氏指出:
凡霍乱,务在温和将息。若冷,即遍身转筋。凡此病,定一日不食为佳,仍须三日少少吃粥。三日已后,可恣意食息。七日勿杂食为佳,所以养脾气也。(同上)
凡诸霍乱,忌与米饮。胃中得米,即吐不止,但与厚朴葛根饮。若冬瓜叶饮,沾渍咽喉,而不可多与。若服汤时随服吐者,候吐完乃止。诊脉绝不通,以桂合葛根为饮,吐下心烦,内热汗不出,不转筋。脉急数者,可犀角合葛根为饮。吐下不止,发热心烦,欲饮水,可少饮米粉汁为佳,若不止,可与葛根荠苨饮服之。(同上)
三、《千金方》食疗的意义及影响
(一)《千金方》食疗学说的意义
孙思邈创立的食疗学说,在中医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言其要者,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发展了古代“食医”的分工,把“食医”的职责变成每个医师的学术要求。《周礼·天官》规定食医的职责是掌管调理帝王贵族的食饮膳馐,“食医”的制度是为帝王服务的,与一般的百姓无关。孙思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一套古老的帝王服务术,转换成为具体的医学学术内容,即把食饮膳馐的规定通过“食治篇”转换为果实、菜蔬、谷米、鸟兽等食物食疗学知识,把营养的调配,把饮食与健康的联系,把饮食卫生的要求与饮食宜忌等落实到具体的每一味食物上。换句话说,作为一名医生,只要掌握了食物食品的营养卫生知识。就能应用它为普通老百姓服务,就能在医疗服务中贯彻“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以及“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原则,自觉地把饮食营养和健康联系起来,遇有疾患,首先以平和食物治疗,只有当食治无效后,才考虑运用峻烈的药物治疗。
第二,发展了《内经》的膳食结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食补的观念。《内经》提出的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膳食综合结构,目的是“补精益气”。对于《内经》的理论,人们在实际贯彻时,只把它作为人体正常状态时的指导原则,而一旦患病,偏离正常态时,就只想到药补,而不重视甚至勿视食补。孙氏提出只要能洞晓病源,同样能用食物来纠编治疾。孙氏之后,“药补不如食补“几乎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俗谚,不能不说是观念的大转变。现在许多人都懂得四时适当进补的道理,而选择一些补益气血的血肉有情之品来补肾壮腰,暖胃健脾或滋阴养肺,这都是食补理论的生活化、普及化。
第三,科学地提出了食物的基本分类。食物的分类可以有多种方法,孙思邈提出的四类法最简便明了,既是《内经》所言膳食结构的扩充,又是世俗食物的简约概括,因而成为后来历代食物本草分类的参照基础。实际上,除了水和矿石外,谷肉果菜四类基本能使世间食物囊括无遗。而且其“养助益充”的营养作用也能得到最简明归纳,便于掌握运用。孙氏以后,历代的本草学著作大多有谷、果、兽、菜等食治品的分类,很便于人们披阅寻求食物药的知识,使食疗食补的经验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
第四,收集创制食治方剂,丰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的内容。食治方由来很久,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就有多首食治方,但在唐以前人们并没有太多地从食治的角度去认识。孙思邈虽然没有在《食治》篇载录食疗方剂,而在另外的一些篇卷中却有意无意地介绍、讨论了不少食治方。如可以和张仲景当归生姜羊肉汤比齐的羊肉黄芪汤、羊肉汤、羊肉当归汤都是孙思邈创新的食补方。受孙思邈的影响,此后的食疗食补方剂日益滋繁,成为中医方剂的丰富内容,构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景观。
(二)《千金方》食疗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孙思邈创造性地提出“食治”、“食疗”的概念后,迅速为当时医家所接受,使“食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又经历代医家的继承、发展,成为传统中医学的重要内容。食疗的发展有两个根本的标志:一是食物本草的大量出现,既有单收食疗本草的专著,也有在本草著作中单列食疗的专篇,从而使食治药物成为独立的门类;一是食疗方的大量出现,不仅在一些大型方书中列有食治方专类,即便在一般的临床著作中也有食疗方的介绍,甚至还有食治方的专著。考察唐以后食疗学发展的历史,可清楚地看出《千金方》食疗系统对后世的影响。
《千金要方》问世不久,唐代就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直接以“食疗”二字命名的药物学专著——《食疗本草》。该书作者孟诜,是孙思邈的学生,史称其“执师资之礼以事之”。遗憾的是,《食疗本草》早已散佚,好在宋代的《医心方》、《经史证类本草》多有引用,现代辑复的《食疗本草》大抵还能反映原书的一般风貌。散佚的唐代食疗本草还有昝殷的《食医心鉴》、陈士良的《食性本草》。
宋代,食疗引起足够重视,食疗本草和食治方剂的研究大为发展。唐慎微《证类本草》收入大量食治药物。官方编纂的《太平圣惠方》及《圣济总录》两部大型方书中都设有“食治门”专篇。前者有两卷专论食疗,收方160首,后者收方300多首,并列有酒、茶、菜、羹、粥、糕、饼、汤等多种制备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直所著的老年病学专著《奉亲养老书》,提出“以食治疾,胜于用药。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后命药”的主张。该书收有老年食疗方160多首。
金元四大家也非常重视食疗。李东垣重视脾胃,倡导营养疗法,相传著有《食物本草》。张从正的《儒门事亲》、朱丹溪的《格致余论》皆著录有不少食疗方。
元代御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收载谷、兽、禽、鱼、果、菜和料物计200多种食疗食品,不但分类和《千金要方》基本相同,其有关食品卫生,饮食宜忌、饮食营养、食物性味的阐释也多受孙氏的影响。
明代食疗繁荣发展,食物本草和食疗药膳方均大量增加。如《古今医统》、《救荒野谱》、《遵生八笺》、《野菜博录》、《饮馔食谱》、《食鉴本草》、《食物本草》、《食品集》等有关食物本草的著作相继涌现。特别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载食物药之众、食疗方之多,已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家。此外,托名李杲实为姚可成汇辑的《食物本草》收载各种食物近1000种,并附列食疗方剂,是明代食物本草之集大成者。
清代的食疗著作主要有《食物本草汇纂》、《食鉴本草》、《调疾饮食辨》、《食物秘书》、《随息居饮食谱》、《本草饮食谱》、《老老恒言》等,更是蔚为大观。
食疗发展到现代,食物本草和食疗方剂紧密结合,已经建立起新型的药膳学,更受世人的注目。
四、结语
食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背景,发展到唐代,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知识。孙思邈在总结、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食治”、“食疗”的概念,而且在《千金》两书中设立专论,进行了广泛而又精辟的论述,从而标志食疗学成为独立专门的学科。反映在《千金》两书中的孙氏食疗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在全面系统调查《千金》两书食疗文献的基础上,旁及孙氏有关著作,对孙思邈食疗学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并对孙氏的食疗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阐释,最后还对孙氏食疗学说的意义、影响及现实价值作了简要提示。

千金方精神养生研究

一、《千金方》精神养生的理论渊源
(一)先秦老庄“清静无为”养生思想
春秋时期,由于各种学术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诸子百家中相继出现了有关精神养生的论述。其中,对孙氏精神养生学说影响最大的当属道家“清静无为”养生思想。
老子的《道德经》是孙氏一贯所服膺的。该书说过:“福莫大于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致虚极,守静笃”,“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为不死之药”,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人们不要过分追求高标准的享乐生活,不要有过多的欲望,应当恬淡虚静,怡然自得,这样才能使神志健全,精神内守,益寿延年。此外,老子还提出清静安神的具体方法,即“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庄子承老子之学,也提出了“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主张,他以水为例,阐明了神之当静的道理,其曰:“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并认为静和无为,便能达到长寿的境界,如《庄子·天道》云:“静则无为,……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道家这种恬淡虚静、怡然自得的养生思想,为孙氏的无欲无求、恬淡虚无、樽节情志的精神养生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秦汉道家黄老养生思想
此时期对孙氏精神养生思想影响较大的当属《淮南子》、《黄帝内经》。
《淮南子》为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组织门下宾客所编,属于道家黄老精神养生集大成之作。其养生思想主要反映在《原道训》、《精神训》、《诠言训》等篇。《原道训》指出,养生的大要在于“德、静、虚、平、粹”的“五至”,要用内在的理性来控制外界的各种诱惑,以保持心地的平和虚静。《精神训》提出:“精气为人”命题,强调节精爱神,清静无为的原则。《诠言训》则指出养生必须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规律,齐生死,同物我,实行精神的自我调解,要“心常无欲”,以达到豁达乐观的境界。
《黄帝内经》在继承先秦诸子养生思想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确立了精神调养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及“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的观点,强调了心神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具体指出了调摄精神的方法是“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无恚嗔之心”、“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等。孙氏对于这类论述不仅非常赞赏,而且还引入《千金要方·养性》篇中,作为指导自己养生的座右铭。
(三)魏晋南北朝道家与道教清淡玄学养生思想
在魏晋南北时期,由于道家的宗教化,老庄精神养生学说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道士、医学家和养生学家。其中,对孙氏精神养生学说影响较大的要数嵇康、葛洪、陶弘景等。
嵇康崇尚老庄学说,信奉服食之道,他所撰写的《养生论》对精神养生学术思想影响颇大。孙思邈曾评说:“嵇叔夜(稽康字)论之最精”。嵇康说过:“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减,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精散,此五难也。五者必存,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不回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跻,元得(道德)日全,不祈喜(善)而自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理所归也。”嵇康把名利、喜怒、声色、滋味、思虑等作为养生保健中的几个难题一一提出来,提醒人们充分予以注意和重视。孙思邈很同意嵇康的看法,便在《千金要方》中全文加以引用。
晋葛洪主张以清虚不伤为本。他说:“养生以不伤为本,凡超越身体之可能,困思、强举、悲哀、憔悴、喜乐过差、汲汲所欲、久谈言笑、寝息失守、挽弓引驽、沉醉呕吐、饮食而卧、跳走喘乏、欢呼歌泣、阴阳不交,皆伤也”,“积极至尽,则早亡”。葛洪非常重视节嗜欲、保性命的养生原则,他说:“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疾。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耳”。
南朝陶弘景主张少私寡欲,虚静恬淡,所以他在《养性延命录》中写道:“夫养生之道,有都领大归……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对于陶氏的这类论述,孙思邈十分推崇,不仅以此作为自己精神养生的主要方法,而且在所著的《千金要方》第二十七卷中又着力加以发挥。
二、《千金方》精神养生的主要内容
孙思邈的精神养生学说,主要反映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中。此外,在《摄养枕中方》、《孙真人摄养论》等孙氏著作中也有部分论述。在《千金要方》第二十七卷中的“养性序”、“道林养性”以及《千金翼方》第十二卷中的“养性禁忌”、“养老大例”和第十四卷的“择地”、“缔创”、“养性”等篇中均有关于精神养生的论述。总之,《千金方》两书的精神养生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提出了精神养生原则,记载了许多精神养生的具体方法,而且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孙氏精神养生思想。
(一)《千金方》精神养生原则
1.清静无为
《真仙直指》云:“清静二字,清谓清其心源,静谓静其心海。心源清,则外物不能挠,性定而神明;心海静,则邪欲不能作,精全而腹实。”简言之,就是心地纯洁,精神宁静,是精神修养的重要原则。庄子也指出:“清静为天下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与此相反,心不静则神躁动,神不安则心气乱,精神必然耗散,精气亦必亏损,邪气乘虚而入,以生疾病。“清静无为”原是道家的养生要旨,孙思邈对此给予了全面的继承,并运用这个原则来指导自己的养生。
有的人“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居高官厚禄,得荣华权势则喜,失之则悲;嗜欲得到满足则乐,不能得到满足则怒。这些都与养生原则背道而驰。孙思邈深知,“凡人不终眉寿,或致夭殁者,皆由不自爱惜,竭情尽意,邀名射利”等所致。因此他反对“孜孜汲汲,追名逐利,千诈万巧,以求虚誉。”主张养生者一定要做到“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千金要方·养性序》)孙氏本人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一向视荣华富贵如浮云,早在隋文帝当政时期就拒绝征召做官,到了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又多次拒绝应召出仕,毕生以救治苍生为己任。这样,他就摆脱了荣华权势的诱惑,也摆脱了名利得失的羁绊和苦恼,使自己终生专心致志地从事医药事业,自然乐在其中。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谈到:“居处勿令心有不足,若有不足则自抑之,勿令得起。人知止足,天遗其禄。所至之处,勿得多求,多求则心自疲而志苦。若夫人之所以多病,当由不能养性。平康之日,谓言常然,纵情恣欲,心所欲得,则便为之,不拘禁忌……过后一一皆为病本。”指出要想摒除烦恼,就必须节制嗜欲。做到饮食不求膏梁厚味,有粗茶淡饭已觉得很甘美;衣服不求锦绣绫罗,有布衣短褐就觉得华丽;妻室不求美女妖姬,不得贪图色欲,只求夫妻恩爱和睦,风俗互相崇尚节俭淳朴,不求豪华奢侈。不管别人地位多么高贵,生活多么富裕,既不羡慕,也不妒忌,更不攀比,只按自己既定的目标去奋斗,并对前途充满信心。这样自然可以免除许多烦恼,这才符合“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的本意。从而进一步指出,要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就要必须加强思想、意志、品格等方面的修养,淡泊名利,不以一得为喜,不以一失为忧,以保持内心的清静,这是精神养生的关键所在。
2.修善积德
古人云:“养生莫如养性,养性莫如养德”,“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就是说,养生要养其根本,人的思想、情志、心理等是生命的根本。只有有了好的道德风貌,精神才能乐观、愉快。
《千金要方·养性序》指出:“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充,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在此,孙思邈之所以反复强调“养性”、“行善”和“德行”,就是认为加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乃至性格等方面的修养,对健康长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指出:“德行不充,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接着,《道林养性》说:“居贫富之中,常须守道,勿以贫富易志改性。识达道理,似不能言,有大功德,勿自矜伐。美药勿离手,善言勿离口,乱想勿经心,常以深心至诚,恭敬于物。慎勿诈善以悦于人,终身为善,为人所嫌,勿得起恨。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当以道自平其心,道之所在,其德不孤。勿言行善不得善报,以自怨仇。”孙氏认为,即使处在贫贱之中,也要恪守公认的道德原则,反对俯仰随俗,同流合污。一个立志救民疾苦的医生,绝不能因生活贫困,或者一时遭受挫折而改变自己远大的志向,以及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诊治疾病,即使有了显著的疗效和突出的成绩,亦不能沾沾自喜。要谦虚谨慎,不要夸耀声名,居功自傲。医生开口说话,应当热情诚恳,态度和蔼,措词用语要讲究文明,做到“善言不离口”。切忌冷漠懈怠,轻狂傲慢,口出恶言伤人,那样势必给病人以恶性剌激,只能使病情加剧。医生一定要加强思想品德修养,要做到“乱想勿经心”,要处处为病人着想,做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为病人竭诚尽智,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一以贯之,善始善终。“道之所在,其德不孤”,“得道者多助”,一贯做好事的人,最终必将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爱戴。
3.调畅情志
祖国医学认为,七情太过,是造成内伤的重要原因之一。七情是大脑皮层对外界刺激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是人体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人非石木,谁无喜怒哀乐!在正常情况下,七情是不会损伤人体的。如果七情太过,超出了生理调节的范围,就会影响到体内阴阳气血、脏腑功能的失调,因而导致各种疾病。因此,孙思邈认为,凡重视养生的人,都应极其注意调摄情志,保持精神愉快,心情平和,这是防治疾病的重要因素,也是精神养生的一大原则。孙氏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写道:“是以志闲而少欲,其心安而不惧,其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故其民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合于道数,故皆能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其德全不危也。是以人之寿夭在于撙节,若消息得所,则长生不死;恣其情欲,则命同朝露也。”指出人们只要做到情志悠闲而少嗜欲,内心安宁而不恐惧,这样形体虽然参加劳动而不疲倦,正气顺从,各随其所欲,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使吃的是粗茶淡饭也觉得很甘美,穿的是布衣短褐亦感到很华丽,以为自己的生活习俗最快乐,再高地位也不羡慕。美色不能吸引他们的目光,淫邪之乐也不会惑乱他们的心智,不论愚蠢、聪明、贤能或不贤的人,都不必惧怕外物,都合乎自然规律。之所以能度过百岁而行动举止不见衰老,就在于修身养性,调畅情志。因此,人的寿命长短在于节制,若调理得当,就可以长生不老,若任意放纵情欲,生命将同早晨的露水一样短暂。
(二)《千金方》精神养生方法
1.内视澄神
内视,又称内观,常欲闭目内视,存见五脏之形,要求存见的对象都能形象地反映在心中,从而达到收心入静的效果。内视属道教修炼方法之一,孙氏用之来加强精神修养,以至延年益寿。
《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写道:“既屏外缘,会须守五神(肝心脾肺肾),从四正(言行坐立)。言最不得浮思妄念,心想欲事,恶邪大起。故孔子曰:思无邪。”认为人既然能摒除外因,就当守住五脏所藏的五神及视、听、言、行四者都要遵循正确的原则。也就是不要胡思乱想,一心惦记着嗜好和情欲,那样邪恶的念头就会突然产生。正如孔子所说:“思无邪”。如何达到“思无邪”的状态呢?孙氏认为应“常当习黄帝内视法,存想思念,令见五脏如悬磬,五色了了分明勿辍也。仍可每旦初起,面向午,展两手于膝上,心眼观气,上入顶,下达涌泉,旦旦如此,名曰迎气。常以鼻引气,口吐气,小微吐之,不得开口。复欲得出气少,入气多。每欲食,送气入腹,每欲食气为主人也。”(《备急千金要方·道林养性》)
孙氏不但用“内视”法来加强自身的精神修养,而且还运用于实际的工作当中。他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夫大医之体,欲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指出:作为高明的医生的仪表体态,应当是精神凝聚而内视反听,自我审察,深入思索,看起来端庄大方,不卑不亢。这样才能做到视疾诊病专心致志,详细诊察形体和证候,丝毫不得有差失,判处方或针灸,不会产生谬误。
2.存思静神
存思,即闭合双眼或微闭双眼,存想内观道教神真或某一具体物像,以集中意念,排除妄想。孙氏运用这种方法来静己心海,使邪恶不作,以达到修炼精神的目的。
《千金要方·调气法》所载存思的具体方法为:“仰下徐徐定心,作禅观之法,闭目存思,想见空中太和元气,如紫云成盖,五色分明,下入毛际,渐渐入顶,如雨初晴,云入山。透皮入肉,至骨至脑,渐渐下入腹中,四肢五脏皆受其润,如水渗入地,若彻则觉腹中有声汩汩然,意专思存,不得外缘,斯须即觉元气达于气海,须臾则自达于涌泉,则觉身体振动,两脚踡曲,亦令床坐有声拉拉然,则名一通。”并指出如能按此方法认真修炼,就能做到二通,甚至得到三通五通,这样就会使人精神和悦,身体润泽,面色光辉,两鬓和头发润泽,眼睛明亮,耳朵精明,食任何东西都觉得甘美,气力也强健,百病皆去。如人能长期坚持不懈修炼,长存不忘,就能得千万通,这样就离成仙的日子不远了。
3.守一安神
守一,即以宗教的虔诚,集中意念强化对“一”(即气或道)的信仰,从而达到控制身心安静的目的。守一一词,出自《老子第一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意即精神和形体合一,能不分离吗?《老子河上公章句》则对此引申为:“人能抱一,使不离于身,则长存。”即把使精神与形体不离散的“抱一”看成了长生之道。“抱一”一词在《太平经》中就发展为“守一”,并说守一即精、气、神三者合一之意。
守一的具体方法是“开始时要居无为,独入茅屋之中,并应重墙厚壁,使自己听不到喧哗之声。接着便要行斋戒,使自己目不视邪恶之事,并要坚定守一的信念。然后闭目内视,意守腹中”。(《中国道教养生秘诀》)因此,圣人教人以守一之法,努力使精神守于身中,这样坚持不懈,精神自然内聚于身,这就是长生久视之道。孙氏在《千金要方·房中补益》及《摄养枕中方》中多处提到“守一”的用处,指出“若知守一之道,则一切不烦也”,心境清静,自然延年益寿。
4.节精啬神
精为肾精,为神之物质基础。孙氏认为:“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不可不思,不可不慎。数交而一泻,精气随长,不能使人虚也。”(《备急千金要方·房中补益》)指出男子在交接之时,当注意固护精气,不得滥施泄泻。并指出如若人们能在房事中善于巩固精关,护惜元气,就可以使人心情悦怿,容颜焕发,自然可以收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之功。
《千金要方·房中补益》又说:“所以善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若一度制得,则一度火灭,一度增油;若不能制,纵情施泻,即是膏火将灭,更去其油,可不深自防!”指出善于摄生保养的人,大凡碰到情欲非常旺盛的时候,必须谨慎地加以抑制,不可任意放纵来摧残自己身体。若能一度抑制情欲,就好像那灯火一样开始暗灭,一边又不断加油;如果不能抑制,纵情泄泻,就好比是灯火将要燃尽,反而减去灯油,只能熄灭更快。这样难道可以不注意自我预防吗?接着,他指出如果人年少之时不知固护精关,晚年还能注意保重身体,虽然为时稍晚,但同样还可收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倘若人们从青少年时期就能推行房中养生之道,很快就可以成仙了。
孙氏又在《千金要方·消渴》中,特别告诫年轻人说:“凡人生放恣者众,不自慎惜,快情纵欲,极意房中。稍至年长,肾气虚竭,百病滋生。又年少惧不能房,多服石散,真气既尽,石气孤立,惟有虚耗,唇口干焦,精液自泄,或小便赤黄,大便干实。或渴而且利,日夜一石,或渴而不利,或不渴而利,所食之物皆作小便,此皆由房室不节所致也。”由此可知,人们必须终身谨慎房事,特别青壮年时期,更要注意节制房事,固摄精气,保养精神,否则就将自食其果。
5.慎言节神
孙氏认为声音出自于气海之中,多说话则容易损声耗气。而气为神的物质基础,神为气的外在体现,气充则神旺,气弱则神疲,故善摄生养性之人必须慎言少语以固护真气,使气固神生,气充神旺。
孙氏接着又在《备急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指出了慎言节神的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认为修生养性之人要使心理平衡,就必须谨慎言语,凡开口说话或朗诵,一定要经常想到声音出自于气海之中。每天日落之后不要多说话和朗诵,宁可等待第二天清晨再说。每天早起要专门谈论美好的事物,不要先计较钱财的多寡得失。吃饭的时候不要谈话,一边说话一边进食,容易患胸背疼痛之类的病。寝卧时也不要多言笑,因为五脏像钟磬一样,不悬挂敲打是不会发出响声的。走路时亦不要说话,如要说话就得停下来再说,因为边走边谈容易耗散真气。冬至那天只可以语而不可以言,自言自语叫言,与人互相答对叫语。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来问事,不可不作答,而自己不应主动多说话。与人言谈,不要迎着冷风张口高声谈笑才好。
6.行气调神
行气、服食、房室是早期道教的三个主要修炼方法,行气又叫服气、食气、炼气,其形式又有服外气和服内气之分。服外气,是一种吐故纳新的功夫,即吐出胸中浊气,而吸收天地间自然生气或日月精华之气。服内气,即在息出之时,叩齿集神,以意引气,咽下丹田,使气凝炼。行气的目的是在于通过呼吸气息的调节,改变人体新陈代谢的节奏,使脏腑器官得到休息,并使其功能得到改善或加强,从而收到延年益寿的效果。行气是主要配合存思来进行的。
孙思邈非常重视通过行气来调养精神,以达到修生养性的目的。《千金要方·养性》中单列“调气法”专篇来论述通过行气如何来进行精神修养。首先,他引用了彭祖的话说:“和神导气,当得密室,闭户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闭气于胸膈中,以鸿毛著鼻上而不动,经三百息,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如此则寒暑不能侵,蜂虿不以毒,寿三百六十岁,此邻于真人也。”指出人们在行气导引时,必须虚静恬淡,思想高度集中,摒除一切有碍锻炼的杂念,长此以往,自然可收延年益寿之功。其次,他描述具体的行气调神之法,即“每旦夕,面向午,展两手于脚膝上,徐徐按捺肢节,口吐浊气,鼻引清气。良久,徐徐乃以手左托、右托、上托、下托、前托、后托,瞋目张口,叩齿摩眼,押头拔耳,挽发放腰,咳嗽发阳振动,数八十、九十而止。”再次,他进一步指出行气法的要点:第一,调气即呼吸吐纳必须在生气时间进行,也就是在夜半子时以后至日中午时之前进行,此时正是阳气生发之时;不得在午时之后至夜半亥时以前行气,此时阴气增长,阳气渐消,故曰死气。第二,结合行气要叩齿和饮玉浆,即吞服舌下津液,久之可以大受补益。第三,呼吸要微吐微入,徐徐进行,一呼一吸之间要闭气停住,停息的时间越长越好,最好能达到心中默默数数一千次以上。认为能这样就“去仙不远”了。
7.四时养神
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转变,注意增减衣服,调整生活起居,以相适应,这已为人所共知。但对顺应一年四时的变化,在生活起居之中注意调整自己的心神情志,却鲜为人知。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来调摄精神,顺应自然,以收却病延年之效,其含义甚深。
孙思邈结合自己的养生经验,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明确提出了顺应四时精神养生方法。
春天三个月,是万物推陈出新的季节。自然界生机勃勃,万物欣欣向荣。在春天只能让情志生发,切不可扼杀,只能助其畅达,而不能剥夺,只能赏心怡情,绝不可抑制摧残。夏天三个月,是万物繁荣秀丽的季节。天气与地气上下交合,万物成熟结果。不要厌恶夏日炎炎,应保持情志愉快不怒,如含苞植物开放成秀,使体内阳气宣泄,向外开发。秋天三个月,是万物成熟收获的季节。天气凉而风劲急,地气肃而物变色。要注意收敛神气,使情志安定宁静,以缓和秋气肃条之气对人的影响,不要让情志外驰,以免秋之气扰乱肺的清静。冬天三个月,是万物生机潜藏的季节。这时人们就不要扰动阳气,使情志保持沉静,内心愉快。同时要避免寒冷而保持温暖,不要让皮肤开泄出汗,以致闭藏的阳气受到损失。
孙氏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人必须依靠天之大气、地之水谷精气,才能生存;人必须适应四时生长收藏的规律,才能成长。因此人的养生,必须顺应自然,分别四时。不仅要适应气候变化,注意生活起居,而且要顺应四时,调养精神。
8.读书悦神
孙思邈毕生勤奋好学,活到老,学到老。长期坚持学习,并以读书为乐,使他始终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处事机谨,性情豁达,这正是他获得高寿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他精神养生方法之一。
孙思邈在总结自己的学医经过时,曾经写道:“青矜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千金要方序》)又说:“所以志学之岁,驰百金而徇经方,耄及之年,竟三余而勤药饵。酌华公之绿帙,异术同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千金翼方序》)表明他从青少年时期起,就非常爱好医学,不惜重金购书求教,直到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仍然手不释卷地研读医书。他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攻读医籍,诸如华佗的《中藏经》,葛洪的《玉函方》,以及其他许多医家的著作,无不到处搜求,广为涉猎。由于虚心好学,老而弥勤,孙氏终于达到了“道合古今,学殚数术”的高度。
孙思邈之所以终身坚持学习,并非单纯为了提高专业水平,更重要的是把它当作生活中的一大乐事。他明确提出,要把读书当作养生保健和驱除忧愁烦恼的手段。他曾经写道:“夫善养老者,非其书勿读,非其声勿听。”(《千金翼方·养老大例》)又说:“人性非合道者,焉能无闷。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殊胜闷坐。”(《千金翼方·养性》)认为善于养生的人,家里应当有一批藏书,当感到烦闷无聊的时候,不要静坐冥思,越坐越烦闷苦恼,应当选择一些有益的书来读。读什么书可以解除烦闷、苦恼呢?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他认为应当读《易经》、《老子》和《庄子》等书。《易经》即《周易》,属哲学著作,讲究阴阳的对立统一,可以启迪人们的思维,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老子》一书充满了辩证法,讲究“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少则得,多则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等。诸如此类,可以启发人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即使遇到了不幸的事,也将看到事物有转化的可能性。这样,自然有利于解除烦恼。《庄子》一书,词富雄辩,笔锋犀利,汪洋恣肆,波澜起伏,文学性极强,也很能开阔人们的思路。如“逍遥游”、“齐物论”等篇,读了之后可以启迪人们驰骋想像力,摆脱身边的琐事,而进入宏观世界考虑问题。又如“秋水”篇以寓言的形式,告诫人们不要坐井观天,不要孤芳自赏,唯我独尊,要看到天外有天,大河之外有海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对改变老年人的孤傲习性,提高老年人的思想意识修养,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尤其是《庄子》的“养生主”篇生动地叙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对启迪人们搞好养生保健更是非常有益的。
9.择处怡神
孙思邈为人旷达,向往山林,深喜幽静,许多名山胜境都是他的栖息之地。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隐居于青山绕绕,流水潺潺,林深竹茂,鸟语花香的胜境,十分有利于颐情养性。根据自己的隐居养生的经验,他在《千金翼方》中的“退居”篇中谈到了人们在告老还乡之后,如何选择良好的居住环境,营造合适的住宅,以及合理调适老年生活,颐养天年。
孙氏认为,营造住宅首先要选择有利的地形,他在《千金翼方》“退居”篇中写道:"山林深远,固是佳境,独往则多阻,数人则喧杂。必在人野相近,心远地偏,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如此得数亩平坦处,便可构居。若有人功可至二十亩,更不得广。广则营为关心,或似产业,尤为烦也。若得左右映带,岗阜形胜,最为上地。地势好,亦居者安,非他望也。"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孙氏是如何选择居住环境。首先,必须选择“人野相近”之处。这说明所选的地方应当离城市不太远的山野,交通较为方便,而又不受人声鼎沸的干扰。既不能选择深山老林,因交通闭塞,完全与世隔绝,生活供应很不方便;也不能选择离闹市太近的地方,整天车水马龙,喧嚣吵嚷。其次,要选择“心远地偏”之处,免得受到不必要的打扰。再次,要选择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肥沃,泉水清美的风景秀丽之处,自然有益于身心健康。
孙氏选择了良好的地理环境,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等需要,建造住宅,并美化周边环境,使整个房舍处于绿荫掩映之中。他在《千金翼方·退居》中写道:“中门外水作一池,可半亩余,深三尺。水常令满,种芰荷菱芡,绕池岸种甘菊。既堪采食,兼可悦目怡闲也。”在堂屋前面,挖造水池一个,水深三尺,面积半亩有余。池内栽种着芰荷莲藕,养殖着鲤、鲫、鲩等各种鱼苗。每当夏季,池内荷花怒放,争奇斗艳,鱼群在荷间涟漪中穿梭嬉戏。绕池四周堤岸种着甘菊,每当秋季,菊花盛开,竞吐芬芳,更使秋光胜似春光。莲藕菊花,既是观赏植物,又是上等药材,不仅可以赏心悦目,还能坐收补益之功。孙氏的住地,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怎能不令人心旷神怡,又怎能不健康长寿!
10.起居适神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说过:“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这样有规律、有节奏地生活和工作,使人始终处于一种平和的精神状态之中,对于人体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代养生家都提倡合理地安排每一天的生活,起床、劳动、休息、饮食、睡眠和锻炼等都有定时,孙思邈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每天黎明即起,定时作息,饮食、睡眠、劳作、休息等都很有规律。他在《千金翼方·卷十四·养性》中曾写道:“鸡鸣时起,就卧中导引,导引讫,栉漱即巾,巾后正坐,量时候寒暑,吃点心饭若粥等。若服药者,先饭食服吃药酒。消息讫,入静烧香静念。不服气者亦可念诵,洗雪心源,息其烦虑。良久事讫,即出徐徐步庭院间散气,地湿勿行。”这就是说,孙氏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在卧室内做气功导引,然后梳头、漱口、洗脸,接着吃早饭,或者先服药,后吃早饭。饭后稍事休息,即入静室念诵经书或阅读医书及其他文献。念诵完毕,再行散步。由此可见,孙氏的生活是很有规律和节奏的。在这种有规律的、清静舒适的生活中怎能不使人心情平和,精神愉悦,益寿延年。
(三)《千金方》精神养生思想分析
在精神养生方面,孙思邈不仅总结了唐以前精神养生的各种经验和方法,而且在充分吸收前人精神养生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年养生的体会,逐步形成了以道为最高信仰、以道德修养为基础、以清静无为为核心,并充分协调形神关系,注意众术兼修的精神养生思想。
1.以道为最高信仰,把精神养生作为履道的过程
孙思邈作为一名虔诚的道教徒,把对道的最高信仰落实贯彻到人生的所有行为,把整个人生作为悟道修道进而实践道的过程。他不仅把道作为宇宙、人生的最高法则,而且认为生命与道长存,人生既是道的体现,又是道的归宿,精神养生的实质就是一种具体的修道行为,道教修道的最高目标是成仙不死。由此观点出发,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明确指出“长生不死”、“长生不老”、“去仙不远”或“寿三百六十岁,此邻于真人也”等养生最高目标。“长生不死”,固然虚妄可笑,但由此反映出道教敢于突破生命极限,探求长寿之路的精神却是可钦可佩的。而道教的成仙追求,在历史上最直接的作用,是倡导重人贵生的思想,呼唤人类对生命的珍视和爱护。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生不再来,逝不可追”,《千金方·养性序第一》开宗明义指出:“人之居世,数息之间。”“百年之内,斯须之间,数时之活,朝菌蟪蛄不足为喻焉。可不自摄养而驰骋六情,孜孜汲汲,追名逐利,千诈万巧以求虚誉,没齿而无厌……余慨时俗之多僻,皆放逸以殒亡。聊因暇日,粗述养性篇,用奖人伦之道,好事君子与我同道焉。”表明作者撰写《养性篇》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人们重视养护生命的意识。
2.以道德为基础,把积德行善作为精神修炼的初阶
孙思邈从道的信仰出发,把道德修养作为精神养生的基本功夫加以强调,把积德行善作为精神修炼的具体行为。认为“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千金方》卷二十七)
孙思邈的道德修养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基于世俗伦理或儒家礼仪的规范,把道德修养贯穿于日常的生活之中。他提出养性的出发点就是“用奖人伦之道”,是为了“事君尽礼”,因而要“旦起则专言善事”,要“美药勿离手,善言勿离口,乱想勿经心”,于平常生活中自觉养成向善向道的仁心和美德。其二是把积德行善与因果报应结合起来加以宗教强化。认为“头上三尺有神明”,因此要“戒勒身心,常修善事”。《千金翼方·养性》所引《老子》佚文指出:“勿谓暗昧,神见我形;勿谓小语,鬼闻我声。犯禁满千,地收人形。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人身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故天不欺人,示之以影;地不欺人,示之以响。人生天地气中,动作喘息皆应于天,为善为恶天皆鉴之。”孙氏还把积德行善作为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大医精诚》在论述大医品格的时候,引述老子善恶报应的观点,认为医生就是积德行善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应该懂得阴阳报施、善恶无爽的道理,“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
3.以清静为核心,把“上善若水”作为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
清静无为是先秦道家学说的重要内容。老子就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代表。《老子》所提出的“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等命题,对后世的精神养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老子》所言“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为不死之药”的理想情怀及“见素抱扑,少私寡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态度,成了后世养生追求的境界或仿效的范式。庄子将老子的虚静观发挥极致,在《庄子·天道》中明确提出“虚静活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的思想,认为以清静无为作为处事的智慧或法则,便能“功大明显而天下一”。
道教直接渊源于道家,《老子》、《庄子》都是道教的经书,“清静无为”几乎成为道教徒思想行为的标准。孙思邈信奉道教,崇尚清静,他在《千金方》总结养生的许多内容,如“十二多”、“十二少”、“六久”、“十莫”及种种“不欲”、“不得”、“不用”等,绝大多数是以“清静”为核心来规定的。
清静有一个标准。《老子》以水为喻,提出“上善若水”的观点,《庄子·天道》则阐释说“水静犹明”,老庄均认为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即如水之性。孙思邈秉道家道教的基本精神,也把“上善若水”作为精神养生的最高追求。《千金翼方》卷十三服水第六论曰:“夫天生五行,水德最灵。浮天以戴地,高下无不至。润下为泽,升而为云,集而为雾,降而为雨,故水之用,其利溥哉,可以涤荡滓秽,可以浸润焦枯,寻之莫测其涯,望之莫睹其际,故含灵受气,非水不生;万物禀形,非水不育;大则包禀天地,细则随气方圆,圣人方之以为善。”孙思邈的这段服水论,是对水的高度礼赞,同时也是对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上善若水”绝对肯定和完全赞同。
所谓“上善若水”,河上公注云:“上善之人,如水之性。”从精神养生的角度看,精神清静的人就具有水一样的品性。那么水有哪些特性呢?《老子·第八章》作了大体的界定:“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见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概括地说:其一,水清静透明。水清则莹,鳞介咸分;水静则明,须眉可烛。精神清纯如水,则能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洁身自好,纤尘不染。其二,水润下安止。水往低处流,随遇而安。精神豁达如水,便能安贫乐道,自得其乐,心无所怨,虑无所忧。其三,水善利万物。集而为雾,降而为雨,滋溉万物,自无毫取。精神善良如水,则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甘于奉献,助人为乐。其四,水随物赋形。水无常形,因物而异。精神率真如水,则能心无梗芥,推物及仁,栖真全性,情趣盎然。并且君子不器,不为形所囿,周流六虚,融汇贯通,泽惠天下。其五,水唯不争。水溶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精神谦逊如水,则能和蔼仁让,温文儒雅,不争名利,无为自得。其六,水至柔而恒。水至柔而抽刀难断,水有恒而滴水穿石。“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精神柔和如水,则能柔胜刚,弱胜强,坚持不易,无往不克。总之,精神修炼能到如水的境界,则“几于道”,也就合乎自然的法则了。
4.形神相依,众术合修,把精神养生放在首要位置
关于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有很多的讨论,总体来说,强调辩证统一的观点占主流。司马迁所言“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是古代形神论的代表。基于形神结合的观点,在养生学上,老子既提出“虚其心”以养神,又强调“强其骨”以养形的原则;庄子则指出“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倡导“执道”以求形全与神全;《黄帝内经》则提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的法则。此后,嵇康《养生论》所提出的“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命题以及“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从而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的养生要求,几乎成为道家的共同命题和养生目标。孙思邈在论述精神养生时,始终强调养形和养神双管齐下,使形不衰神不散,形神合同而俱不灭。孙氏在充分阐释形神相依关系的基础上,倡导众术合修的养生思想。孙思邈认为精神养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主要方面,即精神宁静、情志愉悦、形体舒适。因此,两部《千金方》收集养生的方法林林总总,均不出此三者之畛域。但是三者之中,精神境界的追求是起主导作用的,是一切修炼方法的主宰,所谓“道之所在,其德不孤”,掌握了精神养生的法则,就能统驭众多具体的养生方法,从而实现“抑情养性以自保惜”,达到“百病却焉,年寿延焉”的效果。
三、《千金方》精神养生学成就及其影响
(一)《千金方》精神养生学成就
孙思邈在总结自己一生养生经验的基础上,在《千金方》中对精神养生理论的原则和方法等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全面地拓展了前人理论,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孙氏精神养生的理论渊源、原则、方法等比较研究发现,孙氏精神养生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系统地阐述了“清静无为”的养生理论
在《千金方》精神养生理论中,孙氏全面地继承了道家的“清静无为”的养生思想,并以之为精神养生原则,结合自己的养生经验,进行系统地论述。
首先,孙氏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就告诫世人,人生短暂,百年犹如斯须之间,可不要驰骋六情,追逐名利,至死都不厌倦;所以善于养生者,对于名利,要做到若存若亡,对于非名非利,也要做到若存若亡,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其次,他又引用《黄帝内经》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观点对“清静无为”加以论证,告诉人们只要做到“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这样就合乎自然规律,就能度百岁而长生不死。并指出:“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味,能纵欲快志,得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用圣人治身的原则和方法来进一步说明“清静无为”在养生中的重要作用。
再次,孙氏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明确地提出了保持“清静无为”的养生方法。一是要运用“内视、坐忘、存思、守一”等道教修炼方法来保持心性清静;二是要做到“十二少”;三是要清除“十二多”;四是要做到“心有所爱,不用深爱。心有所憎,不用深憎”,“居处勿令心有不足,若有不足,则自抑之,勿令得起。”另外,孙氏还论述了选择优美的居住环境、读书、调节起居等都是良好的精神养生方法。
2.全面地研究和阐述了道德养生理论
隋唐以前,把修德行善作为养生的方法只是散见于《道德经》、《黄帝内经》及道教的《太平经》等。此时对道德养生的论述只是从大的原则上进行表浅的阐述,没有谈及具体的养生方法及有关要求,更没有形成系统的道德养生理论。而在《千金方》中,孙氏根据自己的养生经验,首次对道德养生理论进行全面的整理、分析和总结,形成系统的道德养生理论。
首先,孙氏认为“修德”、“行善”,即加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修养,是精神养生的原则之一。他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写道:“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说明“行善”、“修德”是“养性之大经”。接着他又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谈到了修德行善的具体方法,指出人要恪守道德原则,要做到“善言勿离口,乱想勿经心,常以“深心至诚,恭敬于物”,不要“勿言行善不得善报,以自怨仇”,并坚信“道之所在,其德不孤”,只要多做好事,最终必将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爱戴。
进而,孙氏在《千金要方》所收载的医德专论《大医精诚》中更是针对医生如何达到“德高医精”的境界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大大地丰富了道德养生理论。在文中他首先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接着告诫医生对待病人不要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一律平等相待;出诊来到病家,必须专心致志去治病,不得左顾右盼,贪声好色,也不得自我陶醉,傲然取乐,要处处同情病人的苦楚;同时他还反对医生自矜己德,炫耀声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认为那样就是医生本身的膏肓之疾。
3.创立了老年精神养生学理论
孙氏在《千金方》中从分析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入手,提出了老年人精神养生的原则和具体的方法,创立了老年精神养生学理论。
首先,他在《千金翼方·养老大例》中写道:“人年五十以上,阳气日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忘前失后,兴居怠情,计授皆不称心。视听不稳,多退少进,日月不等,万事零落,心无聊赖,健忘瞋怒,情性变异。”“老人之性,必恃其老无有藉在,率多骄恣,不循轨度。忽有所好,即须称情。”分析了老年人在五十岁以上,由于“阳气日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忘前失后”等生理上的变化,心理和性情上也会与往常大不相同,时会感到百无聊赖,易于激动和愤怒,或忽有所好,就要称心如意的特点。
其次,根据老年人的心理和思想情志特点,孙氏提出了老年精神养生的要点:“耳无妄听,口无妄言,身无妄动,心无妄念。”老年精神养生的原则:“常念善无念恶,常念生无念杀,常念信无念欺。”老年精神养生的法度:“无喜怒,无极视,无极听,无大用意,无大思虑,无吁嗟,无叫唤,无吟吃,无歌啸,无幸啼,无悲愁,无哀恸。”孙氏认为老年人必须自觉遵循精神养生的要点、原则和法度,要有自我约束能力,不能自恃其老而放恣。要做到“耳无妄听,口无妄言,身无妄动,心无妄念”,要“常念善,无念恶”,多想些积极乐观的东西,少想或不想消极悲观的东西。这样做将大大有益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
再次,他在《千金翼方·退居》中还指出,作为老年人应“洗雪心源,息其烦虑”,“家事付于儿子,不得关心。”“平居不得嗔怒”,“弟子精选小心,少过、谨慎者,自然事闲,无物相恼,令人气和心平也。凡人不能绝嗔喜,得无理之人易生嗔喜,妨人道性。”对老年人的了精神养生进一步提出几点要求:一是洗雪心源,除去烦恼,真正做到恬淡虚无,清心寡欲。二是老年人年纪大了,不要再管家事,全交给儿孙去管理,不要横加干涉,否则既妨碍自己的养生,以影响儿孙增长才干。三是平居不要嗔怒,对待年青人要慈祥,处事当心平气和,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为了防止发生无谓的嗔怒,在选择弟子时,应尽量挑选办事细心、认真而又谦虚的人,这样就不易惹人生气。从而,更具体地表述了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进行自我的精神养生,以期延年益寿。
(二)《千金方》精神养生学对后世的影响
孙氏精神养生学说,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为后世医家所接受和继承。
唐代司马承祯就受到孙氏的影响,在精神养生方面主张“静以养神、动以养形”的养生原则,并在其所著的《安处》中指出:“内以安心,外以安形,心目皆安,则身安也。”的精神养生方法。
元代邹铉在所编的《寿亲养老新书》的“性气好嗜”中,从老人的生理特点分析,认为“老人孤僻,易于伤感,才觉孤寂,便生郁闷”,性情止如小儿。指出老年人应加强精神调养,怡情悦志,以及顺应四季气候的变化来调摄情志。这是孙氏老年精神养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明代医学家、养生家万全所著的《养生四要》中系统地提出了“寡欲、慎动、法时、却疾”的养生观点。其中清虚静定以养神气,形神当“内外交养”的论点论述很精辟;指出“心常清静则神安,神安则七神皆安,以此养生则寿,没世不殆。”明代王文禄在其《医先》中认为:“一切病皆生于心,心神安泰,病从何生?”提出了“养生贵养气,养气贵养心,养心贵寡欲”的精神养生观点。明代李健斋在《医学入门》中提出要做到“精神内守”,必须“事事循理”,方能清静寡欲以养神。明代养生家龙遵叙认为“若人恬淡,则神定魂清,意安魄宁,精不走失;若人躁兢,则神疲魂浊,意乱魄散,精遂溃耗。……若欲身寿永,唯当绝欲保精。”指出善摄生者,要先除欲念,保持性情心清欲寡,使精不走失,而益寿延年。以上这些医学养生观点,都是在孙氏的“清静无为”的精神养生原则上发展起来的。
清代著名养生家曹慈山在其所著的《老老恒言》中明确地提出“养静为摄生首务”,认为“静时固戒动,动而不妄动,亦静也。”又指出“用时戒杂,杂则分,分则老。唯专则虽用不劳,志定神凝故也。”主张心神宜静,不思杂念,就能健康长寿的思想,可以在孙氏的精神养生理论中找到渊源。
纵观精神养生学说的发展,不难看出:孙氏的精神养生思想为后世精神养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祖国的精神养生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千金方》精神养生学的现实价值
由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以展,社会竞争日渐激烈,人际关系日趋复杂,人们精神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大量的医学研究表明,人的精神与人的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通过精神调养来缓解压力、消除疲劳,保持心身健康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以便更好地享受生活的快乐,越来越成为当今人类关注的焦点。孙思邈的精神养生理论为现代人调摄精神、缓解压力,提供了具体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他主张的“清静无为、修善积德、调养情志”的养生原则更是人们精神修养的行动指南。但必须指出:孙氏所提倡的“清静无为”,并不是那种超凡出世的的逃避现实的“清静无为”,而是求得精神的安宁、清静、平和、愉快,使精神内守,思想专一,排除杂念,不要想入非非,要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就有利于思想安定,促进健康长寿。因此,精神养生也就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价值。
至于道德修养方面,孙氏通过自己一生“修善积德”,为当今人们树立了典范,特别是医务人员更应以之为楷模,应时刻鞭策自己,要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精神。现代科学研究认为,人既是一个内在规律的生物体,更是一个有着复杂心理活动的社会成员,一个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对其心理状况必然发生重大影响。道德高尚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其处于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中,对待社会、同志、工作、困难,总有个正确态度,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养成了健康高尚的生活情趣,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满足,自然健康长寿。古人云:“厚德载福”,就是这个道理。相反,如果自私邪恶,损人利己,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都可以成为导致精神疾患和机体病变的诱因。因为心术不正,做了坏事,终究逃脱不了人民的严历惩罚,惶惶不可终日,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不能心地坦然的生活,难免引起精神和机体的疾患。由此可见,注重道德修养,塑造美好心灵,是保证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措施。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全世界老龄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作为老年人该如何摆脱精神空虚,调节激动易怒的心理,安享晚年,已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在这方面,孙氏明确地提出了要做到“耳无妄听,口无妄言,身无妄动,心无妄念”,要“常念善,无念恶”,多想些积极乐观的东西,少想或不想消极悲观的东西。这样做将大大有益于老年人的精神修养,自然健康长寿。
综上所述,精神养生学理论对当今人们如何调摄精神,控制喜怒哀乐,塑造美好心灵,保持内心清静,全心身地投入到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结语
中医的精神养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背景,发展到唐代,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知识。孙思邈在总结、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养生”的概念,而且在《千金方》两书中设立了专篇,进行了广泛而又精辟的论述,从而标志着精神养生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专门的学科。反映在《千金方》两书中的孙氏精神养生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是值得后人继续深入研究的。本文在全面、系统调查《千金方》两书精神养生内容的基础上,旁及孙氏其它有关著作,对孙思邈精神养生学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并对孙氏的精神养生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阐释,最后还对孙氏精神养生学说的意义、影响及现实价值作了简要的提示。(本专题部分初稿由章德林学君执笔,特此说明。)

《千金方》房中研究

房中,或称“房室”、“房内”、“阴道”等,范围涉及性医学、优生学及养生学多方面,是道教医学养生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道教房中术,是道教徒在成仙目标指引下,企图通过性行为修炼来达到健康长寿甚至长生不死的一种古代炼养术,与一般世俗单纯追求享乐或续嗣为目的有所不同,但其本质不外性心理、性生理、性技巧、性药物等性学内容。
房中术发轫于上古,先秦由神仙家倡导,与服食、行气之术并行,成为当时养生的三大流派。秦汉之际,方仙道、黄老道倔起,又宣而明之,推而行之,至汉代已经形成系统的房中理论和方法,有了专门的房中著作,是当时方技四派之一。《汉书·艺文志》称:“房中者,性情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速者弗顾,以生疾而殒性命。”班固著录的房中著作有《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汤盘庚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八家共一百八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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