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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及其《千金方》研究   孙思邈及其《千金方》研究 :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座伟大宝库的缔造,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无数医学家勤奋耕耘的硕果,是他们征服疾病过程中一点一滴经验积累与理论概括的史诗,由他们的心血凝结而创造的极其丰富的遗产,数以千计的尚存于世的医药卫生典籍,描述记录了他们同各种疾患伤痛及恶劣环境条件进行斗争的理论与经验技术。
总览这座伟大的宝库,无论其人其书,在历史长河中均颇多杰出代表。其中又不乏佼佼者,他们对这座伟大宝库的缔造,作出了更为巨大的贡献。例如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等,孙思邈之业迹由于其所处时代及其深远影响,应当说更具代表性。
孙思邈,百余岁之生涯中,既无字亦无号,只有一个名字,即思邈,这是古今名人绝无仅有的。在唐代历代文献中人们出于对孙氏不同侧面之研究与崇敬而对其有不同的称谓。由于他德盛才高,隐居不仕,故人称之为孙处士;又以孙氏精通孔孟之道,“涉百家,破万卷”,而有赞美其为鸿儒者;又以孙氏“兼好释典”,吸收佛教医学思想,倡导“舍身渡众”医德,而有尊之为居士者;又以其“通百家之说,善言老庄”,垂髫上学,弱冠成才,而号称圣童;以其“上智之材”,虽儒、释、道三教思想兼而有之,但以道家思想修养为主,“凡修道养生者,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神仙”之谓,而有尊之为孙真人者。
孙思邈还有一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名称,那就是“药王”。“药王”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医药祖师,也是佛家、道家对医药济人祖师尊祀的称谓,这是民间对大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尊崇称呼。药王之称,始见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耀县下高埝乡上高埝村发现的《修庙记碑》:“孙真人余耀人也,隐于隋、显于唐,……降龙标异,优虎通神,名传奕记,迹著太元,医中之圣,药中之王”的颂语,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耀州知州顾曾恒描写“二月二”古会盛况诗曰:“曼衍鱼龙百戏场,分棚啸侣各行觞,春人来去纷如织,啸鼓年年拜药王。”可见以“药王”称谓孙思邈者已十分普遍。又据陕西中医学院太白山考察组发现的“药王殿”三个大字汉白玉石碑刻有:“清道光七年(1827年)”的字样和在太白庙遗址中发现用生铁铸成的药王云板上铭文“光绪十七年(1891年)主选药王池云板一面”。又据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刊本的山西省《修武县志》卷二载:“太行山茱萸峰,俗名小北顶……云台寺在其上……延西三十步有药王洞,口东南向。”而民国二十年编撰的《修武县志》:“药王洞《府志》所云,孙真人洞也。在茱萸峰下,洞深九丈……自古相传孙思邈居此间。”可以看出,从晚清至民国,已把孙思邈称为“药王”载入地方志和诗作中了。这一民间俗称,是人民群众尊奉孙思邈为“药王”而得名的。随之,因五台山是孙思邈隐栖之地,便谓之“药王山”,太玄洞也便改“真人洞”为“药王洞”。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陕西全省舆地图》也以“药王山”取代“五台山”载入版图。大体上,孙思邈被称为“药王”,约在清嘉庆年间形成,广泛流传于清末,众口皆碑,渐取代其“真人”原称。
至今人们一般提到“药王”,即指中国传统医药的圣手神医孙思邈。北京的白云观,台湾的鼓山庙,西藏、辽宁、四川、山西、湖南、河南……各地药王庙中,都祀祠这位光彩夺目的药王孙思邈。综观后世对孙氏之称谓,尤以“真人”、“药王”更为世人皆知。如此等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思邈博通古今,医贯前贤,继承发扬中医学一代宗师之高大形象。今人干祖望在《孙思邈评传》序中云:“以奇特、神异、智慧、博学、薄名利、鄙富贵、享高龄以及名医名儒、亦僧亦道的孙思邈来说,在上下古今两千年中中医界里是罕见的传奇式人物。”
笔者涉足研究孙思邈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此后近半个世纪中断断续续,对孙氏生平、学术成就、杰出贡献、学术影响等等方面,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多篇,其他论文涉及孙氏者更多。我认为孙思邈是中国医药学发展之中坚,承先启后的杰出代表。
孙思邈,史书均载其为京兆华原人,即今陕西耀县孙家塬,《旧唐书·孙思邈传》、《新唐书·孙思邈传》以及历代学者、医家,均持此说,并无异议。
耀县:自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建置,随朝代或辖属更替,先后七易其名,两汉曰箓��,魏晋置泥阳,隋唐称华原,则天帝时改名永安,唐哀帝时曾兼设耀州,五代时先为崇州,后复改耀州。宋初为感德军,后复为耀州,金仍华原,元为耀州,明、清复改为耀州,自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称耀县,沿用至今。(转引自刘文韬《耀县建置沿革考》)。

孙思邈生平事迹考证

一、时代背景
关于孙思邈的生平,在近数十年的研究中,由于史书记载有不少疑点,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但也大体形成了比较公认的意见。本文在生年的讨论中将作比较全面的介绍,这里按照公认的生活于公元581～682年,首先叙述其百余年间的社会、思想背景,以有利于孙氏生长、学习、工作经历研讨之参考。
孙思邈生活在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至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这101年间,正是我国经过近三百年的封建地主集团为争夺政权连年战争、南北长期分裂之后,封建国家从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隋开皇元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统一了中国,建立起隋王朝后,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有利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政策,使隋王朝有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局面。但隋炀帝在位期间,他骄奢淫逸,穷兵黩武,不断的横征暴敛,实行了一系列的残暴政策。于是以农民起义为主的反抗暴政的斗争在全国各地蜂拥而起,在各路起义军的严重打击下,隋王朝只经历了两个皇帝共三十七年即告覆灭。
李渊在大业13年(617年)起兵太原,进占长安,随后镇压农民起义,次年(618年)自立为皇帝,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国号唐,是为唐太祖。武德9年(626年)李渊传位给他的儿子李世民,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他在位期间进一步调整统治政策,其措施是:(1)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大量流散的农民恢复户籍,然后按“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原则,重新纳入封建国家赋役剥削的轨道。但唐代初期租庸调使农民的赋役负担比隋代相对减轻。(2)沿袭隋的三省六院制,把宰相之权分隶三省,而总于皇帝手里。(3)设“进士科”:通过科举选拔官吏,成为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仕宦之途。同时把选用人才的权,由地方门阀士族的手里,转移到封建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4)纳谏和用人:唐太宗很能笼络知识分子,采纳他们的建议和选拔人才辅佐政府。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推行,使社会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出现了所谓“贞观之治”。
唐太宗死后,高宗李治继位。高宗时(650～683年)犹有太宗的余烈,继续推行均田制,到永徽3年,“户数从贞观时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他还继续发展科举制,选用“寒门庶族”。高宗统治初期,曾出现过“永徽之治”,“海内艾安”的局面。太宗、高宗统治了五十多年,是唐代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唐代三百年的基础。
唐代国内民族关系增强,交往频繁;对外关系采取开放政策,以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为主要交通路线,与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政治、经济上的广泛交往,使节、商贾的往来频繁。在对外的交往中也增进了文化的交流。
唐代的科学文化融合了国内兄弟民族和国外的优秀成分,丰富了自己的内容,促进了发展。仅就医学而言,在《隋书·经籍志》中记有经过翻译的印度医书:药方八种、治鬼方二种、香方三种。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及唐·孙思邈《千金要方》都引用了印度医学的地、水、火、风四大学说解释疾病。《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记载了不少外来的方药。
隋、唐初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隋唐之际出现了雕板印刷,到唐中叶以来使用渐广。在天文学、数学方面,隋唐之际的庚质、卢太翼和耿询等,发明了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它的天象能随时刻的转动而转动。唐太宗时有名的天文数学家李淳风等注释的《十部算经》,已有三次方程的解法。地理学方面,隋代有《西域图记》,唐贞观年间魏王泰命臣僚撰有《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和《序略》五卷。在当时高度发展的天文学和数学的影响下,孙思邈要求学医的人成为优秀的医生必须“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
隋唐的统治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采取了一些促进医学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例如设置太医署教授学生,开始医学分科,规定了考试登用医生的方法。太医署还设有行政官员,管理行政事务;由政府主持编修医书:隋炀帝敕撰《四海类聚方》二千六百卷;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记载了1720个证候,归纳为67门。唐高宗显庆年间,苏敬等23人奉命重修本草,同时并征集各地药物,绘出药物图谱,“增药114种,共计五十三卷,称《新修本草》,使药物达844种”;唐太宗曾亲自到医学家甄权家中询问药性,唐太宗、高宗曾多次把孙思邈“召至京师”。
从我国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要有大的发展,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为保证是难以实现的;对外文化交流,也是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只有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才能提供良好的条件。孙思邈杰出的医学成就之取得,医药学资料的收集、整理与总结,先后撰成《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医药学名著,并非偶然的,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完成。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我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探讨孙思邈的思想,首先要对当时及其前的思想领域作一考察,了解其思想背景渊源,才能探赜索隐。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互相兼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思想领域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的“百家争鸣”就是儒家、道家、法家等等大小学派,对新的社会变化下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大辩论。儒家是创始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孔丘是其创始人,他的学说主要内容:崇尚“礼乐”和“仁义”。孔丘死后儒家有八派,而人们一向把孔丘和孟轲认为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秦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采取了法家思想,企图以峻法来施行巩固的统一政治。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议,颁布所谓“挟书之律”,而有焚书坑儒事件,从根本上打击了儒学。西汉之初封建统治才提倡道家黄老“无为而治”,从而演变为宽减刑法,减轻赋敛,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这时道家黄老思想占居支配地位。传统的看法,道家起于老子,庄子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道家学说在于“无为”,“崇尚自然”。后来道家思想与名家、法家相结合,成为黄老之学。
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中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东汉末经过黄巾起义,豪强混战,三国分立,至魏晋,长期的政治动乱,比较巩固的地主政权不能建立起来,在门阀士族中产生了悲观失望、消极颓废的思想,他们放浪形骸、纵欲享受,兴起“清谈”之风。这时出现了从研究《老》、《庄》学说,进而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的玄学思想。玄学自何晏、王弼起始,虽经阮籍、稽康至西晋向秀、郭象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其儒、道思想相表里的实质却没有根本的改变。东晋时玄学在很大程度上渗入了佛教教义,而逐渐改变了玄学的本色,成为儒、道、佛的混合物。
南北朝时崇尚玄学之风渐衰,而代之兴起的是佛教。佛教以“神不灭”为其思想基础,而有“轮回”、“因果报应”等说教。这样的说教很具有麻醉人民的作用,是统治人民的无上工具,所以魏晋南北朝以来,统治者一般都保护佛教,成为支持其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
道教渊源于先秦方士、术士的巫术,与黄老学说某些部分结合而逐渐形成。东汉末年北方有张角的“太平道”,南方有张陵的“五斗米道”于民间流行,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黄巾起义失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消灭民间的道教,乃建立起地主阶级的道教,为其效劳。南北朝时魏·寇谦之传播道教于北方,晋·葛洪和梁·陶弘景传播于南方。葛洪宣扬道教和儒学,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著有《抱朴子》一书,内篇言道,外篇讲儒。陶弘景则在道、儒之中还杂有佛教思想。道教的教义杂乱,哲学思想比较贫乏,其内容多是关于长生不老、神仙鬼怪的迷信,以及炼丹、符咒等等^[1]。这一时期儒家的地位较之两汉时有所削弱,佛教的地位逐渐提高,道教也成了统治者的有用工具而大流行,儒、佛、道三者并立的局面开始出现。隋唐统一中国后,随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统一,解决儒、佛、道三者的关系,成为加强思想统治的一大问题。隋·王通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归一”的纲领,企图以儒教为主,调和释、道两教,共同维护封建统治”。^[2]“三教归一”的思想还没有发展,隋王朝即告覆灭,但这种思想没有随之消亡,仍继续影响着后人。唐·柳宗元的三教调和论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儒、佛、道各家学说其目标相同,主张“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3]
唐王朝建立后,对待三教的关系为其主要国策之一,所以武德8年(625年),高祖“亲到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太宗继位后仍按道、儒、佛的次序。他尊孔丘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又命颜师古考定五径,颁于天下令人学习。高宗在乾封元年(666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后来在科举中增设了庄、老、文、列四子科作为取士的依据。为了宣扬佛教,唐太宗亲为高僧玄奘所译的75部经论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又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武则天掌政后才尊佛抑道,改变道、儒、佛的地位。^[4]
二、孙思邈之生年考证
近人研究者多有分歧,甚至相差七十多年,而卒年由于史书所载未见不同意见,由此造成由101岁至173岁间众多纷纭之意见,不过仍以清末以来持101岁说比较为学界所公认。现摘各家观点之要,以供研讨者参考。
生于509年者:
曹元宇《关于孙思邈的出生年代》(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孙氏生年当为509年,卒于682年,寿173岁。该文确定孙氏生年为509年的根据是:认为对孙思邈所述的“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一句,应改断句读作:“仁寿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该文认为这么一改,原文的意思即为:“我出生到现在,即到仁寿辛酉岁,已阅年九十三岁了”,即孙氏自言在仁寿辛酉那一年是九十三岁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孙思邈这句话是在“癸酉之岁”即673年时对卢照邻说的,原话中的“今”,决不是“仁寿辛酉岁”(公元601年),而是“癸酉之岁”,明确表示了孙氏在673年是93岁。而且如果将原文前后联系,改断成“自云仁寿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显然也不符合句读文法。故以此句改字并重加标点来解释孙思邈生于509年是不能成立的。
生于515年或518年者:
黄竹斋《医仙妙应孙真人传》认为,独孤信赞孙思邈为“神童”,应为独孤信受命入关抚岳(贺拔岳)余众的梁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此时孙思邈年已弱冠,向上推十九年,故孙氏生年则当在梁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永淳元年卒,则享年168岁。与此观点相近者为清·刘毓松所著《通义堂文集·千金方考》,据其推算,独孤信评品孙氏的时间为梁·大同三年(公元537)至大同伺年(公元538)之间,当时孙适满20岁,自此上溯20年,当生于北魏神黾元年至二年之内(公元518～519年),如此,孙氏享寿为164～165岁。
生于公元541年者:
马伯英等均持此说。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过去史家认为辛酉实为辛丑之误,以及将照邻《病梨树赋序》中“今年九十二”改为“今年九十三”等论据不足,且不够可靠,并指出以《北史》、《周书》中无独孤信任洛州总管记载,而否定隐居太白山、被赞为神童、杨坚征召等三条史料是难以信服的。马伯英等则认为孙氏自云“开皇辛酉岁生”是其闪烁之辞,隋文帝系梁·大同七年(公元541年)生,恰为辛酉,以开皇年号谑代帝讳,其全句可理解为“我是与开皇皇帝同年即辛酉年(公元541)出生的。”过去史家认为“辛酉”实为“辛丑”之误,其论据不足。一般纪年干支不容易记错,说“照邻记忆偶疏”,欠通。接着又将照邻《病梨树赋序》中“今年九十二”驳为“今年九十三”以为依据,藉此再把“开皇辛酉”(601年)到“癸酉之岁”(673年)的73岁作为“有误”来推理,最后得出“开皇辛丑”(581年)是“可信”的结论。这样三步推理,都以假设的前提作为依据,可见这一立论是不够可靠的。他们认为以此推论,则独孤信赞“圣童”(可能在550～556年间回长安期间),杨坚征召、魏徵修史请教于孙氏等史料均可得到解释。郭霭春亦主公元541年之说。依此而论,孙氏当享年141岁。
据我们研究认为:关于孙思邈的生年问题,孙氏自己是讲得很明确的:“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今年九十三矣。”这是孙思邈在“癸酉之岁”对卢照邻讲的话,载记于卢照邻《病梨树赋序》。该序通过《幽忧子集》、《文苑英华》卷143和《太平广记》卷21、《旧唐书》孙思邈传这两个不同的流传系统保存下来,资料的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
问题就在于卢照邻所记的这句话中有误字,即隋文帝开皇年间只有“辛丑”而无“辛酉”。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已作了很好的考辨。两书考证文详,撮录其要点是:①四库馆臣对《幽忧子集》、《文苑英华》本系统的《病梨树赋》作了两条订正,即“九十二”当为“九十三”之误,然后自“癸酉”上推九十三年正得开皇元年辛丑,因而确定“辛酉”为“辛丑”之误。②余氏根据《太平广记》、《旧唐书》系统的《病梨树赋序》,证实了四库馆臣将“九十二”订正为“九十三”是正确的,并进而肯定“辛酉”实为“辛丑”之误,其原因则是卢照邻记忆偶疏而致误。③四库馆臣认为《旧唐书》孙思邈传的不可靠。说来很简单,孙思邈为其生年提供了两条根据:“开皇辛酉岁生”;癸酉之年(673年)已经“九十三矣”,其中“辛酉”为“辛丑”之误。古代以干支纪年,旧书传抄易于致误,史家改正干支之误以订正史实也是常有的事。四库馆臣改“辛酉”为“辛丑”,一字之正,肯定了一条基本史料,也确定了孙思邈生文帝开皇辛丑年,即581年。
问题应当说是解决了,但由于四库馆臣没有揭发出《旧唐书》孙思邈传在史源学上的错误,致使两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聚讼不已,后辈学者为此大伤脑筋,以图为《旧唐书》本传圆说。马伯英在《孙思邈生年及年谱》(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一句,系孙思邈言其年寿比较谨慎,故意闪烁其辞,留下一“偈”让卢照邻猜度,实际上此句是以“开皇”谑代帝讳,意思是“我是与开皇皇帝同一年生的”。因而断定孙思邈应与隋文帝杨坚同年,生于541年。马伯英本意在于对孙氏生年问题作一新的探索,以供学术界研究,作者也曾特地表明这一提法“缺乏直接史料根据”,故无可厚非。奇怪的是有些同志对这一提法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就很匆忙地以此作出“千年悬案”的结论。这就有必要对这一提法(541年说)作进一步讨论了。
从逻辑上说,孙思邈生于541年之说是建立在两步假设的基础之上的:第一,孙氏对卢之说是一“偈”语,第二,这句“偈”语应理解为“我是和开皇皇帝同一年生的”。孙氏是否在打“偈”语这一点谁都无法肯定,但孙氏此话却绝对不能理解为“我是和开皇皇帝同一年生的”。原因很简单,隋、唐时人对隋文帝绝没有所谓“开皇皇帝”之称。从中国古代对皇帝称谓的演变来看,从汉到隋,对已死者均用谥号,如汉武帝、隋文帝,唐、宋时代则用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直到明、清时代才开始用年号代称皇帝,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沿袭前代称谓的习惯是可以的,如唐太宗又称唐文皇(谥号),康熙皇帝又称清圣祖(庙号),但决不会出现前代皇帝使用后世称谓的现象。因之我们也决不能设想生于唐初的孙思邈会用明清时代的皇帝称谓而把隋文帝称为“开皇皇帝”。由此可知,“541”年之说立论的根据即是错误的。其次,如果假定孙思邈生于541年,则他在673年时当为133岁,但卢照邻明记此年孙氏是“九十三矣”,为了解释这一矛盾,持“541”年说者又假设出孙氏在遵守“言十不及百”的习俗。这也不能成立,我们不知此俗起于何时,但至少隋、唐时人是不从此俗的。例如与孙思邈约略同时,又同是著名医家的甄权就很明白地说过:“吾十有八而志于学,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推究孔穴,所疑更多矣……。”(《千金翼方》卷26),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孙氏生于541年之说是不可靠的。
生于公元560年以前者:
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认为两唐书孙传所谓孙氏在周宣帝时因王室多故而隐居太白山,以及杨坚辅政时征孙氏为国子博士,孙氏称病不起等史料,推论孙思邈在578～579年间至少年逾弱冠,如此,孙氏应在公元560年以前诞生,其享年应为120岁以上。史仲序、张志远氏之主张类似此说。
生于公元581年者:
清·纪昀(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唐书·隐逸传》称其(指孙思邈)少时,周洛州刺史独孤信称为圣童;及长,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征,不起。则思邈生于周朝,入隋已长;然卢照邻《病梨树赋序》称‘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今年九十二’,则思邈生于隋朝。照邻乃思邈之弟子,记其师言,必不妄。惟以《隋书》考之,开皇纪号凡二十年,止于庚申,次年辛酉,已改元仁寿,与史殊不相符。又由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上推九十二年,为开皇二年壬寅,实非辛酉,干支亦不相应。然自癸酉上推九十三年,正得开皇元年辛丑,盖照邻集传写伪异,以辛丑为辛酉,以九十三为九十二也。史又称思邈卒于永淳元年,年百余岁,自是年是推至开皇辛丑,正一百二年,数亦相合,则生于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审矣。”依照纪昀上述观点,则思邈当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辛丑(公元581年),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壬午(公元682年),享年102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按中华医学会转来陕西耀县文教卫生局一封信,希望就孙思邈生卒年代问题提供意见,以便建立孙氏纪念馆之用。按此要求笔者曾作过一些考证,并撰文寄耀县供作参考,后又整理发表于《中医杂志》,现摘其要引述于后。
1. 《旧唐书·孙思邈列传》:“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按周宣帝立于公元578年。公元581年为隋文帝开皇元年,隋文帝辅政当是自为周大丞相之时的公元580年。这样,孙思邈在公元578～580年,至少当已成人。否则何谈隐居和称疾不应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之召呢?其生年至少也应在公元558年,但是这两条资料有不足凭信之处,首先它没有说明出处和根据,其次也没有佐证史实,很可能是些传云之事。《四库全书提要》:“……则生于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审矣。”近代考据学家余嘉锡说:“考《周书》及《北史》独孤信本传,惟云‘大统三年起为大都督,率众与冯翊王元季海入洛阳’,不云为洛州总管。是两唐书纪事已不免有误。则其谓思邈及见独孤信,及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者,恐皆不足信也。提要驳之是矣”(《四库提要辩证》)。
2. 《旧唐书·孙思邈传》:”照邻留在其宅,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岁矣。”这一记载对考察孙思邈的生年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卢照邻与孙思邈均为当时知名之士,他们的关系亦甚密切。卢对孙思邈很尊敬,平素“执师资之礼以事焉。”卢照邻很有文学修养,《唐书》文苑有传,他因患不治之症而有骚人之风。这段话是照邻癸酉(公元673年)年,以“名医愈疾,其道何如”向孙思邈请教后写的。但开皇辛酉与九十三岁之间有矛盾。若癸酉之岁孙氏九十三岁。生年当是开皇辛丑;若开皇辛酉(开皇辛酉本身有错,因为隋文帝21年岁在辛酉,但年号已由开皇改为仁寿了。)岁生,癸酉之岁当是七十三岁。因此二者必有一误。其误何在?按常理言,开皇辛丑容易因记忆、笔下或抄写而误为开皇辛酉,而七十三岁就很难误为九十三岁了。况且,隋文帝在位只21年,辛酉为最后一年,已改号为仁寿,怎么能有开皇辛酉呢?所以,可以大致肯定,辛酉为辛丑之误。其错不在卢照邻,即在《旧唐书》作者刘屧。这样一来,孙思邈生于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似无多大问题。
《四库全书提要》:“盖照邻集,传写葈异,以辛丑为辛酉,以九十三为九十二也。”
余嘉锡:“……然考《旧唐书》方伎传思邈本传,《太平广记》卷二十一孙思邈条,并载病梨赋序,皆作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四亦同。然则九十三本不误。但误以辛丑为辛酉耳。既三书同作辛酉,当是照邻记忆偶疏,未必由于传写葈异也。”
3. 《新唐书·孙思邈传》:“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视聪了。”太宗元年是公元627年,若孙思邈生于开皇辛酉(公元601年)的话,到太宗初亦不过三十余岁,何言“年已老”呢?这又是“开皇辛酉岁生”有误的一个证明。若是开皇辛丑岁生,癸酉正是九十三岁,太宗初,孙氏已50余岁,言“年已老”尚能讲通。
根据以上的考查,孙思邈的生年,以公元581年(隋开皇辛丑)为最可靠。
1961年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医史学会根据孙思邈生于公元581年的意见,举办孙氏诞辰1380周年纪念活动,由笔者作了题为《孙思邈在医学发展上的伟大贡献》专题报告,并有部分文物展示。同年12月邮电部为纪念孙氏1380周年诞辰,发行孙思邈像与医药票各一枚。
1984年为了进一步求得学术界的共识,我的学生胡乃长与我共同合作再从史原学方法撰写了《孙思邈生年考辨》,该文首先提出:两《唐书》孙思邈本传材料不足尽信的详细考证。认为:“《旧唐书》孙思邈传基本取材于《宣室志》或《仙传拾遗》,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了。此外,余嘉锡亦曾指出《旧唐书》孙思邈传孙处约、卢齐卿两事出《前定录》。至于其他唐人小说所录孙思邈事,语涉神怪,已为撰《旧唐书》者所不取,这里就不再讨论了。近人陈寅恪、冯沅君、程千帆等亦指出唐人小说多为投谳之作,只求炫名,不必务实(见程千帆《唐人进士行卷与唐代文学》)。所以用唐人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考史证史,应当精详审定,考辨真伪。历来考证孙思邈生年者,多以两《唐书》孙思邈传为依据。对两《唐书》本传史料的矛盾失误之处,则以各种推测以圆其说,而忽视了对两《唐书》本传材料来源可靠性的审查。据我们研究,《旧唐书》本传言孙思邈见高宗及与卢照邻论医两事,可为《唐会要》及《谭宾录》所证实,但所记前事已有疏误。至于见独孤信,隋文帝征为博士诸事,记载既有失误,前后亦相矛盾,且诸事见载于《宣室志》、《仙传拾遗》、《前定录》等书,自可存疑。考史需要多方面搜集材料,以澄清疑点。正史记载有误,则应根据第一手资料(如自述、著作)等以订正史误。
考辨的第二部分认为考证孙氏生年当根据孙思邈自述作为依据更确切。并一一进行了考察辨析与论证。特别对孙思邈生于公元541年说、生于公元509年说之依据进行了比较中肯的考辨,指出其不足,认为难以成立。然后对生于公元581年说引据孙思邈自述作为立论的依据,并从《千金方》中找到大量旁证以充实该说之可靠性。
(1)“太一神精丹……古之仙者以此救俗,特为至秘,余以大业中(公元611年)数以和合……”。(《千金要方》卷12)
(2)“武德中(公元622年)龙赍此一卷服水经授余……。”(《千金翼方》卷13)
(3)“余以武德中(公元622年)得此疾……”。(《千金要方》卷25)
(4)“余以武德中(公元622年)合玉壶丸……”。(《千金要方》卷20)
(5)“武德中(公元622年)有德行尼名净明患此已久……余以霍乱治之,处此方得愈,故疏而记之”。《千金要方》卷20)
(6)“贞观初(公元627年)有人患羸瘦殆死,余处此一剂则差,如汤沃雪,所以记录之”。(《千金要方》卷19)
(7)“正观初衢州徐使君访得治疗肿人玉山韩光方……正观中治得三十余人,差,故录之”。(《千金要方》卷22)
(8)“昔正观初有一野老,年七十余,诣余云……”。(《千金要方》卷27)
(9)“余以正观三年(公元629年)七月十二日忽得此热毒痢,至十五日命将欲绝,处此药入口即定……”。(《千金要方》卷15)
(10)“余以正观四年(公元630年)忽口角生疔……”(《千金要方》卷22)
(11)“余以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七月十五夜,左手中指背触庭树,至晚遂患痛不可忍……故疏之”。(《千金要方》卷25)
(12)“余以正观七年(公元633年)三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经七日,余自处此方,其验如神,故疏之以来传来世云耳”。(《千金要方》卷22)
(13)“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汉阳王患水,医所不治,余处此方,日夜尿一、二斗,五、六日即差。”(《千金要方》卷23)
(14)“余以正观中(公元638年)将一病士入山……”。(《千金要方》卷23)
(15)“正观中(公元638年)有功臣远征,被流矢……永徽元年秋令余诊看,余为之处瞿麦丸方……故以记之”。(《千金翼方》卷20)
上述材料很确切地表明:孙思邈作为一个成熟的医生出现,是在唐代武德、贞观年间,即618年以后。结合孙思邈自述的学医经历:“所以青衿之岁(10岁左右),高尚兹典”(《千金要方》自序),“志学之年(15岁左右)驰百金而徇经方”(《千金翼方》自序),“至于弱冠(20岁左右)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故知方药本草不可不学”。(《千金要方》自序)可知孙氏自幼习医,20岁左右时即已成为有一定造诣的医生了。所以根据孙氏自述及其著作,即可以为孙思邈订立一个比较确切的年表:581年,孙氏生。595年左右,孙氏开始习医。601年左右,孙氏开始行医。其后隋大业、唐武德、贞观年间的活动,具见前列。652年左右,撰成《千金方》(“耄及之年,竟三余而勤药饵,……撰方一部,号曰《千金》。”按:唐人称人年七十为耄,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至于孙氏晚年活动,则可据《唐会要》、《谭宾录》等:显庆三年(658年)高宗召见,显庆四年(659年)授承务郎,值尚药局,咸亨四年(673年)孙氏见卢照邻并与之论医,此后撰《千金翼方》,永淳初(682年)孙氏卒。
至于《旧唐书》言孙思邈生于后周,隋文帝辅政征为博士等事,在《千金方》中找不到一星半点材料可予证实。特别是隋文帝如果在580年左右即征孙氏为国子博士,则孙思邈在其时无论医术或学问均当大噪于世,而《千金方》中却偏偏没有其在周末隋初活动的任何记载,这是怎么都讲不过去的。如果定孙氏生于541年或更前,则孙氏在70岁或90岁以前的活动,在其著作中没有任何反映,其年谱中将会出现40年以上的空白,这种矛盾是任何严谨的年谱学者所不能接受的。同时,还有一个浅显的道理,若孙氏确实生于509年或541年,他总结经验撰著《千金要方》已迟至140岁,撰《千金翼方》已是170岁。很难从生理、常识上讲述出令人能够接受的论据。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即根据孙氏自述和著作确认其生于581年。
以上讨论,根据的都是一般常见的资料,我们只是做了较详细的勘校审核工作,读者可自行检阅,以审查我们的意见是否正确。我们希望和医史界同道一起,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讨论,对孙思邈生年问题作一令人信服的结论。
以上是据史实、文献之考证,辨析而言,再就古今人之寿限,人生生活能动能力、生平思维认知、脑力劳动之时限……等分析其可能性,也不难作出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意见。
例如:寿限,人的寿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逐渐延长的,其因素与经济水平、科学技术与医药卫生条件,人类的生活环境、物质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平均寿命是逐渐增长。据《中国老年实用大全》^[5]所载: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平均寿命如下表:

孙思邈生活于隋唐时期,正当西方封建社会之中世纪中期,其平均寿命为33岁。若就整个封建社会而言,其平均寿命只能达到29.5岁。而中国人之平均寿命,据文献与考古研究,与此统计大致相当,而1900～1945年,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统治者腐败,造成广大人民贫穷落后,传染病不断流行,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此期之平均寿命仅35岁左右,而西方之统计此期平均寿命已达57.95岁。
据统计分析,在奴隶社会,人类之平均寿命每1800年才增长一岁。到了封建社会,人类之平均寿命每200年即可增长一岁。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种增长速度大大加快,例如19世纪之百年中每20年即增长一岁,而到了本世纪之百年统计,平均每2.7年人类之平均寿命就能增长一岁。这些古今中外的统计,是不利于孙思邈长寿170岁之种种意见的。
再如人类思维能力,脑力劳动的著作能力,孙思邈的第一部医学巨著《备急千金要方》,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652年,若以生于581年计,则开始写作当在40多岁,经30年努力完成时已70岁了,这自然是合乎常理的,因为40～50岁是经验最为丰富、体力最为充沛,思维最为敏锐之年段。若按170岁计,则孙氏开始《备急千金要方》之著述当在110岁时,完成第一部巨著时已140岁了,这就令人难以想象。为什么孙氏在110岁时才产生整理著述备急之医方,难道110岁时之孙氏才得精力充沛,思维横溢,才思敏杰,才觉得有必要整理自己一生之医疗经验与理论认识成就?才能有条件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所有这些也都不利于170岁之意见。
公元643年,唐太宗以针灸名家甄权寿103岁而亲临其家探视其长寿之饮食药性,并赐寿杖衣服,视之为人瑞。若按孙氏生于公元509年计,孙氏在公元643年唐太宗探视甄权时已是134岁的名医,而且唐太宗在公元627年召诣京师,其时孙氏也已118岁,比唐太宗亲自往视之甄权要大15～31岁,反而只言“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并未赐寿杖衣服,何以如此反常?
再者,公元659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若孙氏果真生于公元509年,则唐高宗召见时,孙氏已是整整150岁的超高龄老人,高宗不但未赐寿杖衣服,也不视为人瑞,反而要拜为谏议大夫,邀其在朝作官,这岂不是违反常理之怪事。
三、生平事迹
从文献、史源考察,以及人类寿限、人类思维等等分析,孙思邈生于公元581年之说相对来说比较可靠,而且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也已逐渐为国内学界、国外学者所普遍公认。以下仅就此一公认之生年,综述其生平事迹。
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孙思邈诞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县城东北12华里处之孙家塬村(今孙原村)一户富裕的农民家庭,婴幼时体弱多病,为筹措汤药之资而几罄家产。那时的中国大地,经历南北朝以来分裂战乱的苦难,民不聊生,长安、河南及东征军疫疠传染,死者十之八九,统治者争权逐利,置百姓生死于不顾;朝野士庶多教子弟图谋官宦之道,咸耻医治之术。思邈饱受风冷痨瘵的折磨,目睹社会上缺医少药之苦。因此,在父母的教育下,勤奋好学,刻苦用功。少年时就立志成为一位品学皆优的大医。七岁就读,日诵千言,被誉为圣童。十岁时即攻读经史诸子之学,在钻研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对医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崇尚医学典籍。
公元599年(开皇19年),孙思邈开始习医。“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见《千金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攻读医学典籍十分勤奋。
公元601年(隋仁皇元年),孙思邈年20岁,自谓:“青衿之岁,高尚兹典(见《千金要方·序》,所谓尚者,《国语·晋语》:“其为人也,刚而尚宠”,“尚,好也”。高在此系形容尚字者。所谓典者,按《潜夫论·赞学》之释意,“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又《旧唐书·孙思邈列传》称:“弱冠善读老庄”。所谓老庄,即《老子》、《庄子》。可见青年时期的孙思邈,对道家学说与经典理论已有所学习与钻研。
与此同时,孙思邈谈论庄老、佛典及百家学说,对医药学问尤能潜心领悟,博采各家之长。于亲邻内外,多能取得良好疗效,并治好自己的在身之患。从而激发了他学习医学为人们解除疾苦的强烈愿望与信心。但他深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医药学术,至精至微,济世活人,任重道远,必须讨幽索微,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地努力学习,才能堪当此任。当时狂犬病疫情严重,死者每年常有。思邈起初学医未以为业,对遭此疾患者不知如何处置,以致“经吾手而死者不一”,沉痛的事实,激励他从此锐意钻研,洞悉诊治之法,求救者也都被他治愈。孙氏列述自己的深刻教训,告诫说:“凡春末夏初,犬多发狂,必诫小溺持杖以预防之”,“此病至重,世皆轻之,不以为意。坐之死者,每年常有,吾初学医,未以为业,有人遭此,将以问吾,吾了不知报答,以此经吾手而死者不一。自此锐意学之,一解已来,治者皆愈。^[6]方知世无良医,枉死者半,此言非虚,故将来学者,皆须审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得通晓,莫以粗解一两种方,即谓知讫,极自误也”。^[7]他还曾指出:“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8]他一生求知若渴,无论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只要一事长于己者,虽远隔千里也要拜访求教。“驰百金而徇经方”,“竟三余而勤药饵”。^[9]
公元611年(隋大业7年),孙思邈30岁。为了丰富自己的才学更长途跋涉,四处拜师钻研。后又隐居太白山与释道宣高僧交游,虚心探求医学奥秘。按《备急千金方·胆腑·万病丸散》自述:“太乙神丹,……古之仙者,以此救俗,特为至雚”,余以大业中(605～617(,数以合和,而苦雄黄、曾青难得。后于蜀中遇雄黄大贱。又于飞鸟、玄武^[10]大获曾青。”今须识者,随其大小,但作蚯蚓屎者即是,如此千金可求,遂于蜀县魏家合成一釜,以之治病,神验不可论。由此可知孙氏在605年到617年之间,已从事修道炼丹。为了取得上佳之雄黄、曾青,他还亲自到四川中江县魏家进行炼丹,取得很好效果。
据《宋高僧传》及《佛祖历代通载》的“南山律师道宣传”中所记:“处士孙思邈,隐终南山^[11],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酉阳杂俎》也有同样内容的叙述:“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据考道宣于16岁时(612年),受具戒于终南山白泉寺。此时孙氏正隐居终南山而相识结友,因一为知名医学家,又对佛教颇多研究,一为知识高僧,所以两人在学术与理念的交流中建立了较深的友谊。之后,道宣先于孙氏被召进京,孙氏在贞观元年进京,与道宣又得朝夕相见。
《独异志》:“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为终南山之误)修道时,大旱,……”的祈雨故事,与《酉阳杂俎》道宣介绍孙氏祈雨事,可能都在这个时期中(参阅第四章居士·三方外之交)。
根据孙思邈自述:“余年三十八九(619～620),尝服五六两乳。自是以来深深体悉……然其乳石必须土地清白光润,罗纹鸟翮一切皆成,乃可入服,其非土地者,慎勿服之,多则杀人,甚于鸠毒。”(见《备急千金要方·解毒并杂治·解五石毒》)。所以证实孙氏在这个时期里,正在研究服乳石、炼丹之学问,并给予尖锐的批判。
《续仙传·隐化·孙思邈》的“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求渡世之术。……”记述了孙思邈在此时的炼丹生涯。
公元621年(唐武德4年),孙思邈40岁,在其论述菴螋时,曾指出:“凡菴螋尿人影著处,便令人病疮,其状身中忽有处瘳痛如芒刺,亦如刺,虫所螫后,起细礜作聚如茱萸子状,……剧者连起竟腰胸也。治之法,初得之摩犀角涂之,止其毒,治如火丹法。”并强调:“余以武德(公元618～626年)中六月得此疾,经五、六日觉心闷不佳,以他法治不愈。又有人教画地作菴螋形,以刀子细细尽取菴螋腹中土,就中以唾和成泥涂之,再涂即愈,将知天下万物相感,莫晓其由矣”!^[12]
孙思邈动手总结自己的医疗经验,撰著《备急千金要方》一书约始于此时。孙思邈于武德五年时,在隐居、行医、采研访学中,产生了系统整理编撰《备急千金要方》的计划,根据其自序所叙述的动机“余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为欺绐,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吁可怪也。嗟乎,深乖圣贤之本意”。“吾见诸方部秩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呜呼,痛夭柱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孙思邈在设计备急千金要方之编撰内容提纲时,其立意颇能体现他的时代观点与学术创见。孙氏在这方面所表现的突出特点约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关于痢疾　“余立身已来,二遭热痢,一经冷痢,皆日夜百余行,乃至移床就厕,其困笃如此。但率意自治者,寻手皆愈。……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卷15)
关于高烧　“凡人患大热,皆经候脉,若大大热者,不得一准方药,皆准病用药。……武德中(622)有贵高人师市奴谓之金石凌非也。此方直用二消寒水石、石膏可也,即不劳金,有金者,贵高人所加也。”(卷16)
“正观初(627),衢州徐使君,访得治丁肿人玉山韩光方。……正观中(638)治得30余人差,故录之。”(卷22)
关于炼制丹药　“余平生数病痈疽,得效者,皆即记之。考其病源,多是药气(按指服石)所作,或有上世服石,遂令子孙多有此疾。食中尤不宜食面及酒蒜,又慎温床厚被,能慎之者,可得终身无它,此皆躬自验之,故特论之也。”(卷22)
“余以正观七年(633)三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至夜,睡中觉四体骨肉疼痛,比至晓,头痛目眩,额左角上如弹丸大肿痛,不得手近。至午时,至于右角,至夜诸处皆到。其眼遂闭合不得开,几至殆毙。县令周公以种种药治不差。经七日,余自处此方(指诸丹神验方),其验如神,故踆之以传来世云耳。”(卷22)
关于麻风病　孙思邈在论述麻风病时曾指出:“余以贞观年中(637),将一病士入山,教服松脂,欲至百日,须眉皆生,由此观之,惟须求之于己,不可一仰医药者也。”
“予尝手疗六百余人,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所以深细谙委之,且共语看,觉难共语不受入,即须与疗,终不触损,病既不差,乃劳而无功也。”
“余所睹病者,其中颇有士大夫,乃至有异种名人,及遇斯患,皆爱恋妻孥,系著心髓,不能割舍,直望药力,未肯近求诸身。若能绝其嗜苘,……”。
“余尝问诸病人,皆云:自作不仁之行,久久并为极猬之业,于中仍欲更作云。”(卷23)
关于服石　“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自是以来,深深体悉,……其非土地者,慎勿服之,多皆杀人,甚于鸠毒。”
“此药方,上古名贤无此,汉末有何㩉者行用,自皇甫士安已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余自有识性已来,亲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今但录主对,以防先服者。其方以从烟灭,不复须存,为含生害也。”(卷24)
关于恶刺之自述　“以凫公英草摘取根茎白三十涂之,惟多涂为佳,差止。余以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七月十五日夜,左手中指背触着庭树,至晓遂患痛不可忍,经十日痛日深,疮日高大,色如熟小豆也,尝闻长者之论有此治方,试复为之,手下则愈,痛亦即除,疮亦即差,不过十日寻得平复”。(卷25)
关于房中补益　“昔正观初(公元627年),有一野老,年七十余,诣余云:数日来,阳气益盛,思与家妪昼寝,春事皆成,未知垂老有此,为善恶耶?余答之曰:是大不详,子独不闻膏火乎?夫膏火之将竭也,必先暗而后明,明止则灭。今足下年迈桑榆,久当闭精息欲,兹忽春情猛发,岂非反常耶!窃谓足下忧之,子其勉欤。后四旬发病而死。此其不慎之效也。如此之辈非一,且疏一人,以勖将来耳。”(卷27)
从以上所引孙思邈在其第一部医学巨著《备急千金要方》中自述的有关内容,不但生动说明孙氏重视调查研究,时时处处总结他人与自己的医疗经验,也给考察孙氏生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用以辨析生年的参考与依据,充分说明孙氏之学习医学与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前医疗生涯主要在武德、贞观年间,看不出在隋代之医疗记录线索。
孙思邈在叙述“万病方散方”之来源时,指出“有高人李孝隆,自云隋初(公元581年)受之于定州(今河北定县),“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于兹矣。”也就是说,孙氏得此方时已是约“三纪”之后,即约公元617年前后,按孙氏生于公元581年,时当三十五六岁,正是孙氏年壮力强四处寻访之时。另一记述之病例:病人70余,孙氏一再强调批评其“未知垂老”,“膏火之竭”,“年迈桑榆”。若按孙氏生于公元509年、公元542年,则孙氏指责这位病人时,自已更是百岁左右之老翁,当不会有此批评之语。若按孙氏生于581年,孙氏尚在花甲,有此批评比较可信。
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孙思邈48岁。
《旧唐书·孙思邈传》:“(唐)初,魏征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以传授,有如目睹。”考本年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工作中,又诏魏征、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修撰《隋书》,至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书成。在这8年撰写期间,孙氏发挥了顾问的作用。
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孙思邈49岁。此年孙氏患唇疔。《备急千金要方·疔肿痈疽》:“治一切疔肿方:苍耳根茎苗子,但取一色烧为灰,醋泔淀和如泥涂上。乾即易之,不过十度即拔根出,神良。余以正观四年,忽口角上生疔肿,造甘子振母为贴药,经十日不差,余以此药涂之得愈,已后常作此药以救人,无有不差者,故特论之以传后嗣也”。11月孙思邈在甄权等绘制《明堂图》基础上,绘成彩色明堂图,太宗读《明堂图》后,知人五脏皆系于背。特诏令废除鞭背之刑法。
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孙思邈50岁。
孙氏患左中指指疔,见《要方·备急·被打》:“余以贞观五年7月15日夜,左手中指,触着庭树,至晚遂患,痛不可忍。经十日,痛日深,疮日高大,色如小豆色,……”
公元632年(唐·贞观六年)孙思邈51岁。三月,太宗至九成宫(陕西麟游西,为隋建之仁寿宫)避暑,10月回宫,孙氏伴随。
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孙思邈52岁。
孙氏自述其在四川调查研究时突发面部丹毒指出:“余以贞观七年三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至夜,睡中觉四体骨肉疼痛。比至晓,头痛目眩,额左角上如弹丸大肿痈,不得手近,至午时,至于右角。至夜,诸处皆到,其眼遂闭合不得开,几致殒毙。县令周公以种种药治不差,经七日,余自处此方,其验如神。故疏之以传来世云耳。”
按孙邈在49岁至52岁之四年中,仅于《备急千金要方》之疔肿痈疽一卷内,所自述的内容就多处讲了自己化脓性感染——唇疔、手指疔、面部丹毒的发病与治疗过程,病情均较重,且越来越严重,甚至危及生命。考此一时期,正当孙氏热衷炼丹服食之时,与石发之关系似很密切。参阅《备急千金要方》卷24解毒并杂治,孙思邈给予服石以严厉批判,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他自述说:“余年三十八九尝服(食)五六两乳(石)”。接着他论述了服石之历史,然后尖锐指出:“所以宁服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猛毒,不可不慎也”。
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孙思邈53岁。
孙思邈再次伴隋唐太宗李世民去九成宫避暑,在陕西麟游县西隋建仁寿宫避暑胜地住半年之久。李世民在公元332、333、334年均到仁寿宫避暑,从太宗健康看,此时主要是疗养,因其健康状况不好,且多病,并患脚气或为脑血管意外之偏风。孙思邈每次伴随,实则为“侍医”,孙思邈在叙述甄权主偏风之针灸方时自述:“仁寿宫备身患脚,奉蒾针环跳、阳陵泉、巨虚、下廉、阳辅,即起行”。
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孙思邈54岁。汉阳王患水,医所不治,余处此方,日夜尿一二斗,五六日即瘥。
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孙思邈69岁。孙思邈自述:“正观中(公元638年)有功臣远征,被流矢中其背髲上,矢入四寸,举天下名手出之不得,遂留在肉中,不妨行坐,而常有脓出不止,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秋,令余诊,余为之处瞿麦丸方愈。孙思邈此时此刻已完完全全倾心于自己《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醉心于万民百姓对自己医术之信赖与崇敬的情怀之中,一心一意于医药学之研究与医方之整理。他在半个多世纪的四处访觅、勤求搜寻、博采群经以及不断临床实践中,鉴于古医方散乱浩繁,寻检至难,乃删裁繁复,以求简易,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命名为《备急千金方》(公元652年),三十卷。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孙氏七十岁之前医疗生涯的全过程,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成绩与成就,奠定了中国医药学在盛唐时期承先启后伟大作用的雄厚基础。
综上所述,孙思邈从事医疗活动之生涯,主要起自武德年间,贞观年间达到高峰,永徽后则逐渐减少。由于年龄的增长,医疗思想也有趋于保守的倾向,兼收包容思想有所发展,而批判接受能力则渐次减少。让我们在此回顾一下孙氏七十岁前的大半生,亦即《备急千金方》于公元652年完成之前的业绩。
贞观年间至永徽初,孙思邈曾数次入川,其间也曾在长安、汉中及秦陇一些州、道,从事医药活动,救治了大量病人。他很注意从民间或其他朝野人士中收集验方秘方,对收集到的验方或自处之方,本身亲自实践有效者,就用以救治患者。贞观初有人“久患羸瘦殆死,”孙氏给服“调中平藏理绝伤方”一剂,即“如汤沃雪”而差。他用访得之“玉山韩光方”治疗丁肿患者三十余人,“亦大神验”。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七月十二日孙氏忽患热毒痢,下黑血,五内绞彻痛,日夜百行,气绝欲死“至十五日命将欲绝”,他以黄连、龙骨、赤石脂、阿胶、附子等八味药自处一方煎服,“入口即定”。他强调“余立身以来,二遭热痢,一经冷痢”。故用药应“主对相当”,热痢则“多益黄连”,治积久冷痢,用“温脾汤下讫,后以健脾丸补之”并说注意饮食须慎口味是此病“将息之大经”,疔肿痈毒等化脓性疾病,当时是多发疾患,常致严重后果,孙氏说“若不预识,令人死不殆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以亲自用验的苍耳根茎泥膏治法,“常作此药以救人,无有不差。”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七月十五日他的左手中指因恶刺感染,迁延十天不愈,后用一长者之验方才得平复。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三月八日他在内江县患面额部丹毒,并引发头痛目眩,县令以种种药治无效,“几至殒毙”,七天后他自处之“诸丹神验方”,用“芸台菜熟捣厚封”,“其验如神”,因而他特予记载,使之“以传来世”。有些病人经过孙氏治疗转危为安,但因其他原因或并发其他疾病死亡,或只能取得暂时效果,他也如实记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抢救“医所不治”之“大腹水肿气息不通命在旦夕”(腹水)的汉阳王获效,但“差后有他犯因尔殂矣。“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梓州(今四川三台)刺史李文博先服白石英房道强盛,久,忽然经月余,渐患渴,经数日小便大利,日夜百行以来”,危笃而死,孙氏曾给服枸杞汤好转,同时指出“但不能长愈。”他对防治消渴经验丰富,并有独到见解,认为该病如能慎于饮酒、房室、咸食及羖三事,“虽不服药而自无他”,否则难以救治,并强调该病患者要经常注意,预防痈疽感染。孙思邈在江州(约当今四川江津)曾为昔宋湘东王治脚气病获救,该病古人少有,北方魏周各代盖无,关西河北不识。孙氏在吸取深师、支法存等经验治法的同时,特别注意研究该病与自然地理、社会环境以及生活习惯的关系,仔细观察其症状体征、病程经过和流行特点。那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该病系缺乏B族维生素所致,但应用了许多治疗脚气病特别有效的方药,并首创食用谷白皮粥预防复发之良法。现在知道他常用的防风、蜀椒、谷白皮等都富含B族维生素。他还倡用多种动物肝脏(富含维生素A)治疗夜盲症,以多种动物甲状腺(富含碘质)、水柳须等治疗“瘿瘤”。现代医史学家称誉他是古代世界上最卓越的营养缺乏病专家。孙思邈治疗疑难痼疾富有经验,并且是抢救危急重病的能手。有一位在贞观中(约公元638年)参加远征的功臣,背部中箭,“矢入四寸,举天下名手出之不得,遂留在肉中,不妨行坐,而常有脓出不止”。直到11年后的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秋,孙氏奉命诊治,孙氏为其处以瞿麦丸方,“令四体皆缓,缓则其镞必自跳出。服药终冬至春”其镞不拔自然而落”。他以葱叶导尿术治疗尿闭,以鹿筋团系线吞入取出食道异物,以桑皮作细线行阴囊缝合,以多种人工复苏方法并首创灸十指甲下抢救卒死患者等等,使无数垂死病人转危为安。为了治疗恶疾大风(麻风)、癫、久疟等顽疾及疑难杂症,孙思邈不畏困难和失败,常常不远千里,奔波各地采药合和,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有效方药。早在他还比较年轻时的大业年中(公元611年),他数度炼制丹药未成,武德中(公元622年)合玉壶丸也曾遭失败,以后在四川买到难得的优质雄黄和曾青,才在蜀县魏家合成一釜“太一神精丹”。我国现代科学家对于孙氏这一成就给予很高评价:“这是一个利用慈石(四氧化三铁)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本是炼丹术的产物,但在名医孙思邈的掌握下却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用砒霜治疟最早的有效方剂。”王奎克先生指出西方用砒霜治疟是英国医师孚勒(FOWLER)于1786年用砒霜作为鸡那树皮的代用品(鸡那树皮来源稀少),疗效很好;以后人们念其功绩,亚砷酸溶液被称为“孚勒氏液”,应用很长时间;其实孙的方子比孚勒的方子要早一千多年。^[13]孙氏当时运用的治疟疗法,更为丰富,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卷十“温疟”节中,除灸刺法等以外,所列治方有34首,其中有15首应用了常山。恶疾大风(麻风)形毁肢残,痼恶难治,一般人不敢接触,许多医生怯于接诊,但孙氏鄙弃这种瞻前顾后自虑吉凶的态度,他强调:“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14]他深知该病病情复杂,类型“种种状貌不同”,“难疗易疗”有异,认为“斯疾虽大,疗之于微,亦可即差”。最早明确认识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重要性。精心治疗了大量麻风患者,其中有士大夫乃至兄弟民族或外国名人。最可贵的是他亲手治疗600余人,莫不一一亲自抚养,结果有十分之一被他治好。贞观年中他曾将一士人患者引入山,并“教服松脂,欲至百日,须眉皆生。^[15]我国现代医家以松香制剂治疗麻风,证明有一定效果。著名麻风病学家尤家骏教授称赞孙思邈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位麻风病专家。魏晋六朝以迄隋唐期间,盛行服石之风,以求享乐长生;与此密切相关的炼丹活动,目的之一也是企求不老仙药。无论饵石(五石散、寒食散等)或服丹,都能引发许多疾病,甚至导致死亡。一代名帝李世民于贞观元年曾批评秦皇汉武信方士求神仙,认为”不烦妄求”,^[16]但其晚年,由于体多疾病,王玄策破天竺,得方士那罗迩沙婆寐,太宗颇信其有长生之术,使其合长生药不成,^[17]太宗之死,也与服金石药有关。这些新的情况给医药家提出了新的课题。孙思邈自己,在三十八九岁时也服过五六两乳,在长安服白石英粉“头痛额角如裂”。还怀疑自己平生多患痈疽,“考其病源,或有上世服石,遂令子孙多有此疾。”他痛切呼吁:“石在身上,万事休泰,要不可服石也。”“自皇甫士安已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已来,亲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他要求有识之士遇到此方就付之一焚。他还专题论述了“解石药毒”的方药。尽管孙氏在其著作中特别是其晚年作品有符咒神鬼之说且专论“飞炼”,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他更重视并强调正确的食疗养生方法,即批判服石,提倡服食,并严厉批判服石之风,在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处士张皋就曾经引用孙思邈的论点劝谏唐穆宗不要服用丹石。^[18]孙思邈是医药学家兼炼丹家,他在炼制丹药过程中,炼制成单质砷,还是氯化低汞(轻粉)制法的早期记载者。在记载火药配方和发展古代化学洗涤剂方面(如研制运用澡豆)也有继往开来的贡献。^[19]孙氏还搜集、整理来自少数民族、宗教界以及从国外传入的不少医方。他的理论和实践吸收了佛家尤其是道教医学的许多内容,为我所用。孙思邈对秦越人、张仲景、华佗、葛洪、支法存等前代医家非常尊崇,学习并运用他们的学术成就,“忘寝与食,讨幽探微”,继承中有发展,在各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针灸、药物、方剂、食治、养生等方面,都有丰富经验,且有许多创造和独特见解。他在民间长期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培养优秀医生,普及提高医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虽然传世医药书籍很多,但痛感“诸方部秩浩博,忽迂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尤其是还存在着“钦望巫祝束手受败”,“庸医杀人枉死者半”的可悲情况。他从“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崇高愿望出发,撰成《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或《千金方》三十卷。约成书于公元652年。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图书馆所藏之历代刻本、抄本约三十余种,尚存之较佳者有元刻本(残),及多种明刻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是据日本江户医学本影印的。日本还藏有宋刊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存二十卷)及《真本千金方》(存一卷)。据研究,二者均系未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校勘之本子,可以认为,它保持了唐抄本之古朴形式。最近,日本友人以影印本相赠,为校勘《千金要方》创造了条件。人卫影印的江户医学本过去认为系北宋校正之原本,经研究可能系南宋刻本。清·康熙间刊本及《四库全书》本、《正统道藏》本均作九十三卷。
该书序例以“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为题,强调作为一个医生除了必须具有精湛的医疗技术外,还必须有治病不分贵贱贫富,不求功名利禄,一心为病人的高尚医疗道德修养。全书共223门,论方5300余首,包括妇产、小儿、五官、口腔、内科传染病及杂病、外科、急救、食治、养生、诊断、方剂及针灸等。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许多独到、精辟的论述。如强调妇产科独立设科的重要意义,故首列妇人方,以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妇人之胎、产、经、带诸病及围产期卫生及优生思想。对小儿科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强调“无小不能成大”,在婴幼儿之卫生保健及选择乳母的具体条件上,都有很多科学论述。又如对脚气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夜盲症等营养缺乏疾病之病因、防治的论述已达到空前的水平。其对糖尿病的论述在前人的基础上,强调对久病消渴的患者禁用灸刺,并劝告病家要常备防治损伤化脓之药,以免并发化脓性感染,促成不治。此外,创用自家血清接种用以防治多发性疖病,实开血清免疫之先河。该书首先使用的犀角地黄汤、温脾汤、黄连汤、苇茎汤以及阿是穴等,至今仍是中医临床常用的方剂和穴位。虽然如此,他仍然感到有很多不足。孙思邈此刻已是古稀之年,但从不懈怠,继续不断操劳耕耘,取“䚡鼺之相济,运转无涯,等羽翼之交飞,抟摇不侧”之意,又开始了编撰《千金翼方》之设计与实施计划。
公元652年(唐永徽三年),孙思邈71岁。
孙思邈此时经过约半个世纪之刻苦努力,勤奋攻读,终于完成了自己之崇高愿望,撰成《备急千金要方》巨著,其兴奋之心情对著作家,对誓愿普救天下万民的孙思邈来讲,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他在兴奋之余,对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所末能完满之处,或一时不能实现之愿望,仍然不能忘记。所以他决心继续编撰《千金翼方》。
孙思邈在编撰《备急千金要方》卷九～十之伤寒上、下两卷时,没有能够参阅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及晋·王叔和编次仲景书之《伤寒论》,非常遗憾地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可见孙氏对张仲景伤寒著作之珍视,对张仲景之崇拜。当孙思邈撰写《千金翼方》卷九～十之伤寒上、下两卷时,显然已看到张仲景之《伤寒论》,高兴地指出:“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浚哲,多所防貒,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伤其如此,遂披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己。令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促易知。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聊述兹意,为之救法,方虽是旧,弘之惟新,好古君子,嘉其博济之利,无䏶诮焉。”(《千金翼方》卷9)
孙氏研究探索仲景《伤寒论》之基本观点,并不拘泥其辨证方法。他将张仲景六经辨伤寒的基本理论及113方之具体运用,归纳整理,使之简化成为“仓促易知”,便于医家、病家学习理解之新理论、新方法。即孙氏概括之“寻方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他为此明确指出自己的新理论、新方法。“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对伤寒理论之革新与胆识过人,令人叹服。
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孙思邈78岁。
唐·高宗李治召见孙思邈,欲“拜谏议大夫”,孙氏又“固辞不受”。^[20]据《唐会要》所载:“显庆三年诏徵太白山人孙思邈至,……四年(659)授思邈承务郎,直尚药局。”^[21]此承务郎按唐制为六局的副官,孙氏当为管理皇室尚药局之佐官,是一个只有八品职位的小官职。孙氏是否接受此职,因两书所记矛盾,尚不能确知,若任其职,也许对孙氏专心撰著有所助益。
长安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性大都市,物华天宝,人文荟萃。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波斯人从西方来到长安,同朝鲜人、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支那的东京人相会。思邈在这里问学会友,博览经籍,和当时许多知名人士常相往来。以诗词书法闻名的宋令文、药物学家孟诜以及被誉为唐初四杰之一的文学家卢照邻都像对待老师那样尊敬他。卢照邻曾和他同住于长安光德坊。^[22]照邻钦佩孙氏学问渊博,通晓古今,精通天文历算和医药卫生知识;高谈道家学说,就如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论述佛教经义,就如天竺国维摩诘大师;精通天文历算就像汉代的洛下闳和秦代的安期生。照邻患有恶疾(麻风),消极悲观,向孙思邈请教名医愈疾的道理,孙氏说:“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认为自然界春夏秋冬四时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变化,均有其正常发展规律。寒暑交替,风雨霜雪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现象,如果阴阳失调,就会发生许多灾难。人体与自然界一样,四肢五脏,活动与睡眠,呼吸吐纳,精气往来,生理活动也有其正常代谢规律,但如果活动失调,阴阳不平衡,就会导致各种疾病。人们如果能认识并顺应那些客观规律,善于调理养生,就可能防止疾病的发生。高明的医生要善于运用药物、砭石、针灸进行防治,人体的疾病也可能获得治愈。孙思邈的上述论点反映他反对听天由命的进步思想。
孙思邈的著作中多处阐述其疾病观和治疗观。如谓:“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就是说人虽然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废除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但可以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运用各种有益方法以防治之。他进而指出“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樽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23]他尤其重视预防,引用葛洪之论述,强调:“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24]孙氏回答卢照邻问时还阐发先秦古籍中的论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要求医生应当具有果敢决断而又谦虚谨慎,品行正直而又机智灵活的胆识修养。他强调人们要重视养性,不驰骋六情,勿追逐名利;自己要慎重,用适当的方法养生,以达到预防疾病,增强健康的目的。有了疾病就要积极治疗,不能拱手待毙。孙氏上述见解,反映了他古朴的唯物的学术思想。孙思邈幼年即遭风冷之疾,一生曾二遭热痢,一经冷痢,还数病痈疽及丹毒,并曾患中风,严重时几乎危及生命,但他都因平时养护得当,病时处理及时而转危为安,且逐渐锻炼出好的体力,享寿百一岁。从先天基因考察,未知孙氏父母或先辈有长寿之记载,可见他长寿百一岁确是后天养护之功,这给我们一重大的启示:人之能否健康长寿,按现代科学研讨,确与人之先天基因有着决定性关系,但后天之调护也能产生一定的决定性作用,这更是积极可为的,不可以把能否健康长寿完全寄于先天基因。
《千金翼方》鼻病下记载了孙思邈以雄黄治疗鼻息肉成功的病例:“惟见本草云:雄黄主鼻中息肉,此言不虚,但时人不知用雄黄之法,医者生用,故致困毙。曾有一人患鼻不能喘息,余以成炼雄黄,日内一大枣许大,过十日,肉塞自出,当时即得喘息,更不重发,其炼雄黄法在仙丹方中……斯有神验。”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再论养老的篇章中,在论述养生、养性以及防治老年病时,几乎时常提及衰老之征兆,何为老年及人生之寿限等等。如指出:“人年50以上,阳气日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忘前失后……”,又如“人年50以去,皆大便不利,常苦下痢,有斯二痢,常须预防……如其下痢,宜与姜韭温热之菜。所以老人于四时之中,常宜温食不得轻之,老人之性,必恃其老……”。《千金翼方》在论述养性、辟谷、退居、补益等四卷中,确实出色地总结了老年保健、老年病防治、老年生理病理以及自己丰富的经验,在这四卷中也暴露出孙氏老年时期的思想也趋保守,对征得的资料运用多趋向于兼蓄包容,批判性吸收之指导思想比编撰《备急千金要方》时明显减弱。例如:早在武德中所得之《服水经》,并没有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加以引用论述,直到30多年后编撰《千金翼方》时,始于辟谷一卷中以“服水”为题作了引用和论述,而且明显受到神仙思想影响。他在论述了“夫天生五行,水德最灵”等充分肯定水对人生之重要价值后,指出“余尝见真人有得水仙者,不睹其方。武德中(公元618～626年)龙赍此一卷服水经授余,乃披胵不舍,昼夜其书多有蠹坏,文字颇致残缺,因暇际寻其义理,集成一篇,好道君子,勤而修之,神仙可致焉”。水本人生保健之要素,一日不可缺无,孙氏给予重视十分有理,然而所给之不适当评估,特别与神仙之道揉合,在服水法中予以神雚化等,均可看出孙思邈思想已有了重大的转变。孙氏晚年思想趋于保守在其他论述中也能显现。
关于飞炼服石,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已给予严厉的批判,但是,孙氏仍然强调只要质地佳者,单服钟乳,或服食,仍是有好处的。这就不难理解其在《千金翼方》仍很重视“飞炼”的原由了。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22飞炼中所记述的服石方,大多用钟乳、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白石脂、石硫黄,尤以白石英所用最多,其次为钟乳石,而有毒之石硫黄则少用。白石英含有丰富的硅、铁、铝、钠、钾等微量无素;钟乳主要含碳酸钙、镁等,其实白石英、钟乳石均为无毒之品,孙氏鉴于服五石常致中毒、石发等弊病,他强调用白石英等细末与牛饲料拌以饲乳牛,然后饮其牛乳;或更以此牛之粪便作为肥料,用以肥枸杞、牛膝、豆菜之田地,取其菜蔬以食之。这种经过乳牛食用排解其可能之有毒物质,或经植物吸收排解其可能之有毒物质,然后再供人服石之科学方法,实在是非常聪明的减毒、除毒的可靠方法。
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即孙思邈78岁之时,唐高宗诏令全国上下编撰修订《新修本草》,亦名《唐本草》,在这一年完成,并颁行天下。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有药典性质的本草书。该书较《本草经集注》增加药物114种,增加了各州府县所产药物之写生图,更是一大创造性特点。孙思邈此时正住在长安,已是近80岁高龄的长者,虽因自己专心《千金翼方》之编撰,可能无暇问津《新修本草》编撰修订的具体工作,但不可能不参与其事。从《千金翼方·药录纂要》之内容可以看出,孙氏对《新修本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我怀疑《药录纂要》及本草上、中、下之作,是以《新修本草》为依据的,或源于《新修本草》。
公元674年(唐·上元元年),孙思邈年93岁。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宋令文汾阳人,富文辞,工书,高宗时为东台详正学士,子之问,武后时以诗名。宋令文生卒年一时无从考查,但就其高宗时曾官东台详正学士,知其当在公元650～683年间为高宗朝官员,再考其长子宋之问,在武后时以诗名,知其在公元690～704年间,官武后朝,参考宋令文父子在高宗、武则天朝为官之年代,宋令文约生于公元620年前后。他拜见孙思邈时约50岁,小孙氏40多岁。宋氏当时虽然已是知名之士,但在孙思邈面前仍是晚辈,所以仍以孙思邈为可以效法,可以为鉴之长者,故执师资之礼以事焉。反映了宋氏对孙思邈的崇敬与尊重之心。
孟诜(公元621～713年)梁人进士出身,武后时(公元690～704年)为台州司马,曾撰有《食疗本草》。孟诜拜见孙思邈时亦约50岁,小孙思邈40多岁。此时孟诜欲编撰《食物本草》向孙思邈拜请指导。孟氏以进士出身为当时知名之士,但在孙思邈面前,无论医药学、食疗知识或知名度,仍然是一位小字辈,拜见时也只能是“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卢照邻(约公元635～689年),诗人,唐初四杰之一,因患风证,于孙思邈逝世后七年投颖水而死。卢照邻拜见孙思邈时约40岁,比孙氏小约50岁,此时卢氏已染麻风病多年,孙思邈为医药名家,又有治疗麻风病之专长,且文采非凡。因此,卢氏虽有重名,乃知名之士,在其拜见孙思邈时,仍以“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在刘屧所撰孙思邈传一文中,比较详细叙述了卢照邻向孙思邈请教“名医愈疾,其道何如?”时,孙思邈给予深刻的理论论述,可谓博大精深。这是孙思邈90岁前后对名医愈疾道理的一次深刻总结,在当时是一次最高水平的阐发,对后世有诸多启迪,直至今日,它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孙思邈退居回故乡亦当在93岁时,公元674年或以后,即上元元年向唐高宗“辞疾请归”,高宗“特赐良马”之后。《千金翼方》卷14,“退居”所论述之内容,当能反映其时孙氏之心境,乃至近百岁老人对养性养生的评估与观点。孙思邈撰写“退居”一节之动机,其始并非93岁后,而是完成《备急千金要方》时之70岁前后已在蕴酿之中,只是未能纳入《要方》,这也如同孙思邈论述伤寒、针灸、本草等一样,一时资料不全,或尚待时机而后作较系统、全面之论述,此之为孙氏编撰《千金翼方》之准备。也正是孙氏在古稀之年仍要立志完成《千金翼方》的原由。
孙思邈年逾90岁时,在论述“退居”时,对其心态、思想境界及对继续保持健康具体方法、途径等,讲得十分具体。他说:“人生一世,甚于过隙,役役随物,相视俱尽,不亦哀乎,就中养卫得理,必免夭横之酷。若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牵其外,其于过分内热之损,胡可胜言,况乎身灭复宗之祸不绝于世哉。今撰退居养志七篇,庶无祸败夭横之事,若延年长生则存乎别录,高人君子,宜审思之”。^[25]孙氏在如上论述之后,接着分七个题目详述了退居后生活颐养的要点。首先强调退居环境之选择,要求“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地势好,亦居者安”。其次详述建造居室、厨房、药库以及药物加工坊所等具体内容,例如:“药房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天阴雾气,柜下安少火,……一房著药器,地上安厚板,板上安之”。对用作炼丹、练功所,要求:“于正屋后三十步外,立屋二间,椽梁长壮,柱高间阔,以安(炼丹)药炉,更以篱院隔之,外人不可至也。西屋之南,立屋一间,引檐中隔著门,安功德,充念诵入静之处”。对环境要求:“中门外水作池,可半亩余,深三尺,水常令满,种芰荷菱芡,绕池岸种甘菊,既堪采食,兼可阅目怡闲也”。再次,以服药为题,强调预防性服药。“人非金石,况犯寒热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疠,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藏府也”。第四则以“饮食”为题,强调了“身在田野,尤宜备瞻”,“不可为食损命”,详述了老人饮食宜忌,以及一日三餐之料理与必须注意之具体方法,然后说“如此将息,必无横疾”。第五以“养性”为题,指出每日之中“鸡鸣时起,就卧中导引……”,以及调理情绪等精神内容的方法,强调:“人性非合道者,焉能无闷,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殊胜闷坐,……无物相恼,令人气和心平也”。孙思邈养生长寿是很重视导引、运动、活动肢节的,所以对体力劳动也就特别看重,如在退居之第六个要法中,以“种造药”为题,叙述了枸杞、百合、牛膝、合欢、车前、黄精、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子、地黄等的种植、栽培方法与田间管理方法;同时,还对牛膝、黄精、地黄、藕粉之制作技术,甚至如何种杏、种竹及如何栽种酸枣及其他适合作篱之植物栽种与编织篱笆,也都一一加以叙述,甚是周密仔细,其中不乏孙氏个人的经验总结。实在是自己动手,美化环境,自种自用锻炼身体保持健康之典范。最后,他还就屋宇宅院成后之杂忌,进行了严格要求的提示,例如避湿防潮,择良入住,熏香以及植树种草等美化环境等要求,当然免不了敬求神斳救护大慈大悲之举。
孙思邈晚年的思想,确有趋于保守的倾向,但对神仙、长生等仍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千金翼方》卷12养性中,首先引用了列子、彭祖、老子、天老等名家的有关认识与理论,甚至也照引老子“人生大限百年,节护者可至千岁”的观点,或长生之论。但是,他在引述诸观点理论之后,明确强调“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故善摄生者,常须慎于忌讳,勤于服食,则百年之内不惧于夭伤也”。^[26]
孙思邈在养性一卷中,对人年50岁当为老年,认为“悠然白首,方悟虚生”,才注意养生,“终无所益”,“年至耳顺之秋,乃希蒪饵,然将欲颐性莫测据依,追思服食者,于此二篇(指养性、养老)中求之,能庶几于道,足以延龄矣”。他接着批判了“语云:人年老有疾者不疗”的观点,认为“斯言失矣”。并强烈提出自己的理论与认识:“缅寻圣人之意,本为老人设方。何则?年少则阳气猛盛,食者皆甘,不假医药,悉得肥壮。至于年迈,气力稍微,非药不救”。他对自己的这一论点,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譬之新宅之与故舍,断可知矣”。新宅尚可疏于维护保养,而故舍老房则应时时注意防范,时时维护保养才能保持故舍的坚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孙思邈对老年的体征,老年病的防治,老年人的饮食卫生、食疗食补等延年益寿的理论与技术,反复进行了许许多多颇富参考价值的论述,是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4月,孙思邈已92岁,曾随同高宗李治去麟游九成宫,在此前后还可能去过洛阳,太行山、嵩山、陇山都有他采药、行医的遗址和纪念地。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他辞疾请归,高宗赠给他良马,还把光德坊的一座府第给他居住。孙思邈不为利禄所惑,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医药学事业。
孙思邈一生著作很多,题名为孙思邈的著作近70种,其中有近30种左右可以肯定为孙氏著述,但迄今所存者主要为《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另有自注《老子》、《庄子》、《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孙氏千金月令》三卷等十余种均佚。还有旧题或托名孙氏著述四十余种,尚不能肯定为孙氏所著,但迄今亦有半数亡佚。
前已提及孙思邈晚年对针灸图之绘制,也生动体现了他在晚年意欲补充《备急千金要方》之不足的意图。《备急千金要方》之“针灸”部分,孙思邈以《明堂三人图第一》为题,叙述了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如何进行考察,参考前人成就,绘制针灸彩色图的情况。
“夫病源所起,本于脏腑,脏腑之脉,并出手足,循还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将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备预之要,非灸不精。故《经》曰: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则病无所逃矣。方知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矣。然去圣久远,学徒蒙昧,孔穴出入,莫测经源,济弱扶危,临事多惑。余慨其不逮,聊因暇隙,鸠集今古名医明堂,以述《针灸经》一篇,用补私阙。庶依图知穴,按经识分,则孔穴亲疏,居然可见矣。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若依明堂正经,人是七尺六寸四分之身,今半之为图,人身长三尺八寸二分,其孔穴相去亦皆半之。以五分为寸,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马六尺为步,即江淮吴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三人孔穴共六百五十穴,图之于后,亦睹之便令了耳。仰人二百八十二穴,背人一百九十四穴,侧人一百七十四穴,穴名共三百四十九,单穴四十八名,双穴三百一名。”^[27]
孙氏在“退居”之后,年已百岁时,对针灸孔穴再次进行了订正考察,以甄权《明堂图》为底本,绘图、论述,以纠正时俗传抄之错误。从孙思邈在《千金翼方》论述针灸的字里行间,“今年过百岁”,“余退以《甲乙经》校秦承祖针灸明堂图”,也足以证明孙思邈在退居时年90余岁,再次撰《千金翼方》针灸部分时“今年过百岁。绝非年已170多岁了。也不可能是年已140岁。
公元681年(唐·开耀元年),孙思邈100岁。孙思邈第二部医学巨著《千金翼方》脱稿。
孙思邈在完成《千金要方》后的三十年间,深感《千金要方》之不足,取”䚡鼺相济运转无涯等,羽翼交飞,抟摇不侧之意,撰写了另一部医学巨著——《千金翼方》三十卷,借以同《千金要方》相辅相成,互为所补。《千金翼方》约成书于公元682年,据不完全统计,现国内图书馆所藏历代刻本近二十种,较好的本子是明·王肯堂刊本(1605年)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系根据日本江户医学本影印的。日本则藏有元·大德梅溪书院刻本(1307年),是现存《千金翼方》之最早刊本。
《千金翼方》以补充《千金要方》之不足为特点,是《千金要方》之姐妹篇,其体例基本一致。内容亦十分丰富,卷1～4对本草学作了系统的论述,其“药录纂要”突出强调了采药时节、地道药材,临床处方用药的原则和方法。由于该书成于公元682年,距《新修本草》颁行全国只23年,孙氏也确以此为撰著之蓝本,因此其内容更是辑录《新修本草》最为重要的参考;卷5～8论妇人胎、产、崩、伤,并记述了妇女化装用品之制备等;卷9～10论伤寒,是孙氏晚年欣得“南阳诸师秘而不传”之仲景书,学习研究心得的结晶,他所倡导“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的思想,开创以方论证之端倪,系明·方有执创三纲学说之嚆矢;卷11～30论养小儿、养生及老年病防治、中风、杂病及救急、炼丹、外科、四诊、针灸、禁经等。
《千金翼方》较《千金要方》虽然收载了禁经等迷信内容,据考当时社会背景可知,他晚年思想确有趋向保守的脉络,这个背景就是唐代最高医学学府——太医署,其医学教育分科设有咒禁科,由咒禁博士主管培养咒禁医生。孙思邈在70岁时完成《备急千金要方》时,并没有专设卷章论述咒禁,一则说明他在此时并不以为咒禁可以治病,也就是说他在医学观点、致病病因上仍坚持反对鬼神致病说。或因当时尚末得到《禁经》的系统资料,这虽有可能,但结合太医署设咒禁专科,有咒禁博士等专门教学,岂能没有教材资料。在孙氏编撰《千金翼方》时,显然孙氏对禁经的认识有所转变,即由不相信不重视,转而予以记述,故在《千金翼方》最后一卷,详载了《禁经》,这也许由于禁经之内容、方法等,能发挥心理治疗的作用。除此之外,孙氏在本草、伤寒、养生及发展化学制药诸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两部《千金方》对国内外医学之发展影响深刻。日本1974年作为“人类之至宝”仿宋影印了《备急千金要方》,并向全世界予以推荐,确系值得赞赏之举。
《千金翼方》序:按撰著规律,一般均在大功完成之后,用以说明书籍、著作之意旨,或以评述介绍该著作者。孙氏《千金翼方》序不但有上述之内容,更总结了他在医学领域涉世更深,见闻更广的理论修养与传闻广见的医疗知识;不但总结了自己百年钻研医学的心得体会,更对医学发展史进行了独具体会的论述,接受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其引经据典,更趋深奥,行文走笔,苍劲老练。孙思邈在序言中,十分谦虚地指出“余幼智蔑闻,老年无已,才非公干”少年时期又“夙婴沉疾”,“早缠糵瘵”。志学之岁,应是15岁之后,刻苦钻研医术,不惜以百金而“徇经方”。经过数十年的四处调研并向富有经验者询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许许多多典籍资料。“耄及之年”,按《盐铁论·孝养》“七十曰耄”,则孙氏到70岁时,或可理解为将要70岁之前后,他在岁之余的冬季,昼之余的夜间,时之余的阴雨天,所谓“三余”之时刻“勤药饵”。按前已述及他自述“三十八九岁时尝服五六两钟乳”,见因服五石而中毒致残致死者,甚是痛心,劝告学者遇此服五石书者,即焚烧之。但从《备急千金要方》及30年后编成的《千金翼方》有关内容看,他仍相信服饵,为了减毒他创造性地以石药草药喂饲乳牛而食其乳,用所饲食石药之乳牛所产之粪,施肥种菜蔬果木,作为服食者之蔬果以达到服药饵之目的,可谓用心良苦。孙氏古稀前后于“三余而勤药饵”,当系特制之牛乳、菜蔬、果品之类,或服食富有营养,益寿延年,健身增智之植物药,此其百年经验所总结之真知灼见。也正是在此期间,他“酌华公(华佗)之录帙,异术同窥,采葛生(葛洪)之玉函,奇方毕综”,“由检押神秘,幽求今古,撰方一部,号曰千金(《备急千金要方》)”。然后交待了他为什么要在完成《备急千金要方》时已70岁之古稀之年,还要夜以继日编撰《千金翼方》呢?他指出:“犹恐岱山临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遗玉石之响。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说。深刻交代了为什么在撰成《备急千金要方》后,仍毅然决然进行调研,投入编撰《千金翼方》。指出:两部千金方“共成一家之学,……贻厥子孙,永为家训。虽未能譬言中庶,比润上池,亦足以慕远测深,稽门叩键者哉。傥经目于君子,庶知余之所志焉”。这里孙氏强调他辛勤耕耘百年的两部巨著,共成一家之学,他引用《书经·五子之歌》“有典有则,贻厥子孙”之名句,指出自己只是为了遗留子孙后代以为家训。既不能自比春秋战国虢国名医中庶,也不能以长桑君传授扁鹊医道而饮以上池之水自誉。希望倘或阅读学习两本千金方之学人朋友,知道孙氏为了子孙后世的苦心用志就很好了。
公元682年(唐·永淳元年),孙思邈101岁。
《旧唐书·孙思邈传》:“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无牲牢,经月余,颜貌不败,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续仙传·隐化·孙思邈》中写道:“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俨其衣冠,端然而坐。谓子孙曰: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炼,得升无何之乡,臣于金阙,不能应召来往,俄气绝”。
孙思邈于公元682年,唐·永淳元年卒于家中,历来学界没有异议。从史书记载,神仙家所叙述者,均可清楚看出,孙氏均当为无疾而终。在封建社会十分重视厚葬,普通百姓人家之老人埋葬也都讲究冥器、生前衣物用器之随葬品,甚至祭礼也要杀猪宰羊。对孙思邈这样十分有名望的医学家,而且是深得唐太宗、唐高宗皇帝信任而一再要他服务于皇室的名人,地位自然显赫,在临死之时明确告诉子孙要薄葬,不藏冥器,祭礼不要牲牢,确是非常不易的,其思想品格超常高尚,实在令人钦佩。
孙氏归隐及墓葬　《旧唐书·孙思邈传》载: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辞疾请归”。并谓“永淳元年(682年)卒。”《新唐书》本传则称“上元元年,称疾还山”,“永淳初卒,年百余岁。”但究竟归于何处,还于何山,辞世后又安葬何地,两书具未载述。孙氏故里,陕西耀县孙家塬之西南隅有药王坟,据村中耆老谓,原有墓冢两座,东侧靠上方为孙氏父母之墓,西侧下方为思邈之墓;墓前石碑、石几俱全,惜在“文革”中夷为平地。1982年春笔者前往考察时,一片麦田中,墓基痕迹依稀可见。当时孙塬大队尚存有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孙塬合社弟子所立之石碑,镌有“敕封妙应真人圣神之先茔碑”大字,碑文中记载故茔“占地十七亩五分六厘”。事隔十年,1992年底由耀县机关领导主持,孙塬人民全力以赴,孙氏陵园已修葺一新。原有冢丘也已恢复整修,凭吊参观者络绎不绝。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孙真人坟在河南济源县”。《中华医史杂志》1991年2期还曾刊有该墓考察记,“提示孙真人墓在济源王屋山。”该文虽未肯定那就是孙墓真正所在,但因史籍失载,陕西耀县孙塬村清·同治碑又镌为“先茔”碑,此外还有孙墓位于其他地方的说法,这就使孙氏究竟安葬何处更成为一个疑窦。现试从孙氏所持观点和现存的有关史料进行分析,以期对其最后归隐地及墓葬处所求得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
孙思邈于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曾随同唐高宗去麟游九成宫。在此以前,武德贞观年间来过京师,从显庆四年(659年)以来的十多年间,在长安曾长时居留,大量从事诊疗和学术活动。上元元年(674年)“辞疾请归”,高宗赐给良马和一座府第,以示器重。但孙氏并不迷恋皇帝“恩遇”和京师的繁盛,他认为“人生一世……若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牵其外,其于过分内热之损,胡可胜言;况乎身灭覆宗之祸,不绝于世哉!”(《翼方·退居》)。孙氏此一观点有其时代背景,那时高宗疾病日渐重笃,武则天已掌握主要权力,朝廷中接连发生各种事件,因而更增强了隐退的决心。至于隐退何处,《千金翼方·退居》反映出他晚年所期求的三个条件:一为自然环境,“山林深远固是佳境”,但“独往则多阻,数人则喧杂”,因而“必在人野相近,心远地偏,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活,泉水清美”之处选择;“若得左右映带,岗阜形胜最为上地”。二是社会环境,“所营退居,去家百里、五十里,但时知平安而已,应缘居所要,并令子弟支料顿送,勿令数数往来愦闹。”耐人寻味的是第三个条件,即适宜的工作环境,其对退居之处的地形向背、房屋建造要求所作的精心设计,不仅适应养性需要,并注重从事诊疗、研究、著述工作的需要。
陕西耀县的北五台山符合上述各个条件。孙思邈回归这里正合乎他的理想。太白、终南、峨嵋或太行、王屋诸山固然都有“佳境”,但孙氏虽至终老,并不想与世隔绝,因为那里皆山高林深,“独往多险阻”,距家遥远,接触人民群众尤为困难。北五台山则位于家乡孙原村与华原(耀县)城间,相距不过十余里或数里,此处背依将军、宝鉴、锦屏诸山,又有漆、沮二水映带,五峰有五台回绕,松柏常青,药草遍野,鸟语花香,洞孽风雅。该地从南北朝时开始就是佛教丛林,以后道教活动更盛,确是背山临水,土地良活,人野相近,岗阜形胜之所在。隐居于此,既能和家人随时互知平安,子弟定时后勤供给没有困难,也可避免人多喧杂的干扰。孙氏自幼深受儒家文化薰陶。一生以“仁”为本,献身于医药事业,还善于吸收道释家学说为我所用,在北五台山进行研究活动,也具有优越条件。特别是就其设计的“缔创”蓝图看来,设有接诊室、会客室、寝室、药房、药库及曝晾药物间、厨房、食物储藏室、家人弟子住处、安放药炉的炼丹室、念诵入静之室等,还开辟有荷塘及药圃。孙氏说:“问我居止处,大宅总林村”(《要方·养性》)。在这里养性、诊疗之外,“亲故邻里来相访问,携手出游百岁,或坐,量力”而行。整个房屋场院布局有分有合,所提建筑结构及所需材料规格,采光、御湿、防污染的要求以及器物设置等,既符合卫生保健要求,更适应工作需要。《千金翼方·退居》篇是孙氏巨著中有关老年医学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缔创”设计则又具体到一位风格高雅的民间医生的理想处所。回到这里符合他所期求的各种条件。
四、孙思邈的著作及书法造诣
(一)孙思邈著作^[28]
《旧唐书·经籍志》“五行”部分著录《黾经》一卷;“方技”孙思邈传中列有: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30卷行于世,又撰《福禄论》3卷、《摄生真录》、《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孙氏著作24种,其中医术类有:《千金方》30卷、《千金髓方》20卷、《千金翼方》30卷,《神枕方》1卷、《医家要妙》5卷;神仙释道类有:注《老子》、《庄子》,撰《马阴二君内传》1卷、《太清真人炼云母诀》2卷,《摄生真录》1卷、《养生要录》1卷、《气诀》1卷、《烧炼秘诀》1卷、《龙虎通元诀》1卷、《龙虎乱日篇》、《幽传福寿论》1卷、《枕中素书》1卷、《会三教论》1卷、《龙虎篇》1卷;农家类有《千金月令》3卷;五行类有《黾经》1卷、《五兆算经》1卷、《黾上五兆动摇经诀》1卷、《福禄论》3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孙氏著述较《旧唐书》增加16种,达到24种。
《宋史·艺文志》著录孙氏著作16种,其中医术类除《千金要方》30卷、《千金髓方》20卷、《千金翼方》30卷、《神枕方》1卷四种与两《唐书》相同外,又列《孙思邈五脏旁通明鉴图》1卷、《针经》1卷、《玉函方》3卷、《孙思邈芝草图》20卷、《太常分药格》1卷、《退居志》1卷,《宋史·艺文志》统计新著录6种。该书神仙释道类除《龙虎乱日篇》1卷与《新唐书》相同外,又新著录《真气铭》1卷、《九幽福寿论》1卷与《九天玄女坠金法》一书;该书农家类列有《孙思邈齐人月令》3卷;五行类列有《孙思邈坐照论并五行法》1卷。《宁史·艺文志》新著录孙氏著述11种。
以上是唐、宋三部正史著录孙氏著作情况。应当注意的还有若干其它重要史志典籍也著录有孙氏著作,如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者达23种,其中新著录有8种:《千金食治》1卷,《金巢子诀》1卷、《丹经诀要》1卷、《养生延命集》2卷、《养性杂录》2卷、《神仙修养法》1卷、《黄帝神灶经》3卷、《孙思邈禁经》2卷。宋·绍兴《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新见《千金养生论》1卷。《云芨七签》中新列《脉经》1卷,《崇文总目》也著录有孙氏著作,惟未见新的书目。《医方类聚》引用方中尚新见有《延寿书》1卷,其它如《道藏》、《千顷堂书目》、《耀州志》、药王山石刻……等也见有题名孙思邈的著作数十种,如《银海精微》、《孙真人海上方》、《四言诗》、《保生铭》等,不再一一列举。

孙思邈著作题录

见于历代史籍文献的题名孙思邈的著作,总括有70余种,除其中《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书一般被确认孙氏所撰外,另外那么多书目,究竟还有哪些确为孙氏所著,又有哪些不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而公认的定论,事实上确定一个界定标准难度确实很大。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
其一是时代背景。唐末兵燹战乱,大量典籍焚劫遗失,五代前期朝廷虽曾派员搜集或悬赏购求史料,打算撰修唐书,终因“载籍散佚,历梁、唐数十年未溃于成”(《廿二史札记》)。直到监修国史刘屧、史官张昭远等于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奉诏纂补实录正史,至开运二年(公元945年)修成《唐书》(《旧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203卷。宋朝建国,文治大兴,仁宗以刘屧等所撰《唐书》“卑弱浅陋”,又命欧阳修、宋祁重新刊修,曾公亮提举其事。据说欧阳修负责修纪志部分,宋祁负责列传故事,历时十七年修成《新唐书》225卷。《廿二史札记》作者赵翼,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占用全书约八分之一的篇幅,评述两《唐书》编修经过及其增删、互异、正误和有关史事等,他指出:“论者谓新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此固欧、宋二公之老于文学,然难易有不同者。”这一评说比较公正。五代时面临史籍严重散失的局面,加以朝代更替频仍,史官们修成《旧唐书》,也费了极大力气,掇拾补阙,完其工程。到了宋朝,欧阳修、宋祁等大学者修《新唐书》当然也异常辛苦,比如宋祁十多年间“出入卧内,尝以稿自随”,足见其殷勤之状。但这时由于文治大兴,许多文人学士各据所闻,出现了《唐史记》(孙甫)、《唐纪》(陈彭年)以及武宗以下实录等等唐史著述,这些史籍资料在五代时是见不到的,但欧、宋等则可“据以参考,自得精详”。以上这些情况,至少可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去理解两《唐书》以及《宋史·艺文志》等史籍对孙氏著述何以有名目、多寡之不同是有益的。
其二是所著录的题名为孙氏著述,大多佚失,看不到原著或全文,就很难进行研究和鉴别。
在学术界没有公认的结论以前,笔者谨参考有关学者论点,并结合本人陋见,暂以下列数点作为依据,初步提出后列各书(附表)可以认为确为孙思邈所撰:
1.两《唐书》、《宋史》、《通志》等唐、宋正史和政书等有2～3种著录者。这些史籍多成书于紧继唐朝亡国之后,且经过许多著名学者历经多年奋力著成,虽有误漏不足之处,但史料可靠性还是很大的。
2.孙思邈自己在《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提到的著作,但在唐宋史籍中没有或未明确著录的著述。
3.根据孙氏生平及其《千金》两本巨著所反映的学术思想分析推断,被学术界一般公认为是孙氏著述。
4.有很大可能为《千金方》某卷之单行本,暂不列入。
(二)孙思邈书法
孙思邈不仅学术精湛,医德高尚,而且工于书法,今日所能看到的手迹,仅见于摹刻于宋·《淳熙秘阁续帖》中之一帖,极为可贵。
《淳熙秘阁续帖》是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三月,宋孝宗诏命摹勒人石刻于禁中。碑帖学者对淳熙秘阁续帖评价甚高,认为“模勒工夫精细,仅亚于淳化帖”。
淳熙秘阁续帖所收孙思邈书法手迹为行草书,不少字颇难辨认,宋大仁释为“川芎不宜兹补。下白,纳少。粟米一石,资饮醽也!思邈”。宋氏评论说:“孙思邈一帖,于摹刻之前,必经内府不少专家考证,然后勒石的。这是真迹无疑!”
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唐代已达空前高峰。唐太宗喜爱书法,对王羲之兄弟尤为推崇;唐政府最高学府中设有书学,初唐之时即有虞世南、欧阳㫬、褚遂良等书法大家出现。那时追求书法之美,不仅是士大夫和知识阶层的时尚,在民间也相当普及。孙思邈学贯古今,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他已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在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上力求“尽善尽美”,他自己在书法上具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是很自然的事。孙氏书法遒逸,刚劲奔腾而又婉丽多姿。它既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又和《千金》著作一样,表现出孙氏的审美情趣。
此孙氏书帖依其遣词用语,可能为咨询他人的书函,或系一病案、一处方之按语。孙氏《备急千金要方·食治》指出:“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强调“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在用以食治的各种谷米中,列有“粟米”,指出其“味咸微寒,无毒;养肾气,去骨痹,热中益气。”“陈粟米,味苦寒,无毒,主胃中热……”。《千金翼方·本草下》也指出粟米:“去胃脾中热,益气。”同书卷一《药录纂要·用药处方第四》“补养肾气”药中列有粟米;“下部痢”药中列有仓米。在《备急千金要方·脾脏》卷,孙氏将痢分为冷、热、疳、虫四种。谓“冷则白,热则赤,疳则赤白相杂……则纯痢瘀血。”治疗热痢共26首药方,只有一方用川芎,治疗冷痢31首药方中,则无一方用川芎,但有四方是分别用粳米、米、黍米为主,煮成粥服用。此帖所谓“下白,纳少”,似与冷痢有关,指出“川芎不宜兹补”,认为应以小米作为羹粥饮服,恰与《千金》治痢之学术思想相合。这也是此帖为孙氏真迹之一证。

孙思邈医学思想探索

一、受儒、道、佛思想影响
孙思邈生于隋统一中国的公元581年,历经隋之盛衰,盛唐贞观之治及高宗、武后时期,此期虽有战乱,但社会政治经济应该说更趋发展,科学文化进步,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曾达到空前繁荣,文化艺术大家林立,国内外交通更为便利,唐首都长安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孙思邈生当其时。在影响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之思想方面,三教归一的思想影响恐怕尤为明显。因为,隋唐时期,儒家恢复了正统地位。佛教的地位日益重要,加之唐统治者大力提倡,在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不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其轮回报应等有神论、宿命论思想对医学科学之发展也曾产生明显的影响。唐统治者姓李,又把道家之祖师老子尊为李氏远祖,大力宣传提倡道家思想,道教势力发展迅速,对医学之影响进一步加深。
孙思邈在这一背景下,从年轻时期读书识字,据孙氏自述:“七岁就学,日诵千言”的《四书》、《五经》,“通百家说”成为“涉百家,破万卷”的学者,以及“善读庄老及百家之说”的孔孟之道,还有“兼好释典”,“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阴阳推步无不善”等等,不但造就了一代名医所应具备的知识基础——渊博学问的鸿儒,而且对医学发展历史上,与道家知识体系息息相关的诸般学问,颇多研讨与运用。孙氏的医学思想,同时还接受了佛教医学的影响,这与他重视佛教文化,积极吸纳佛教医学知识是一致的。
唐代儒、道、佛三家都有相当大的发展,也都扩大了各自的影响,各自也都出现了自己的学术代表,在研究阐释学理、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三教归一”的思想。例如:隋文帝的“三教并用”,唐太宗李世民对能辅助王政的儒、道、佛均加奖励,每逢国家盛典之时,常诏令儒学、道家、佛教有识之士共同研议国家大事,形成了“三教并立”的局面。这些大政方针必然对广学博采的孙思邈以深刻的思想影响。对孙思邈儒、道、释思想俱存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干老祖望教授在《孙思邈评传》一书中提到:“孙思邈文学造诣极深,所以两部《千金方》中取词用字,绝非一般人士所能出之。我们要把两部《千金方》的文章风格细细咀嚼一下,可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完全以华丽的文藻写成,以工力淳厚取胜,两篇序文为代表。
第二,论述方面,并没有加以润琢,都系信手取来,一挥而就。但文学的结构精练,取用单字、词目都相当贴切,往往常在有意无意中插入古典或古人警句来更好地表达其所言。而且这种穿插,非但不使人感到累赘,相反地更感到有红花绿叶、烘云托月的作用。包括两篇“大医习业”及“大医精诚”在内的所有“论曰”及各节大小弁言,都属于此型。
第三,为叙述性的介绍方药、制法、用法及适应证。当然,这是不能在文字上用功夫而只能说得清楚、言得明确为要务。所以所占比率最多。”
(一)关于孙思邈的儒家思想
干老分“掌握要领,本立道生”,“一步一趋”与“无意中流露出的儒家思想”加以评述,他指出:“孙氏在医、儒、道、释四家中,当然以医家为主,三者为宾。在思想方面,以道为主,儒居其次,释家方面仅仅有方外之交而已。
他在《要方·大医习业》中就谓“不谈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考《诗》《书》是孔子删的,《礼》《乐》是孔子定的,《春秋》是孔子作的,所以五经是儒家经典,这说明孙氏对儒家之教已掌握要领,抓住核心。
“大医习业”,是培养和造就医学人才,而且还要求具有德才兼备的合格医生。很显然全文中强调读《内经》,旁及“周易六壬”,是解决业务技术问题。“不读五经”就“不知有仁义之道”,这是解决思想品德问题。也就是孙氏以“医”和“道”为体,以“儒”为用的中心思想。有了医技与医德,然后培养出来的医生,就可以“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了。孙氏所以把这个问题置之于全书第一篇中,说明它的重要性。
《翼方·本草上·论曰》:“使忠臣孝子醁遽之际”。(见卷二)在方技医书中出现“忠臣孝子”,是少见的。这是孙氏对儒教事君以忠、事亲以孝的思想深铭心中的流露。
《要方·大医精诚》:“自癥功能,谅非忠恕之道。”除了忠孝之外,恕也是儒教核心之一。同时也反映出《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儒家思想。
又如“夫四德者,女子立身之枢机”(见《要方·妇人方上·求子》)。四德,为儒家强调女子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终身克守、不可违叛的礼教。
考儒教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以忠孝节义信为具体行动,强调“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在他们心中一切仁义忠信的化身,就是尧舜文武。现在《要方·妇人方上·养胎》的“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斯盖文王胎教者也”。很显明地提示孙氏对儒教的信仰,不知不觉中在“为心声”的语“言”中流露出来。
《要方·妇人方上》屡屡提到“以贻后嗣”、“有绝嗣之殃”、“断绪”等语。从语气中看出孙氏对绵延后代的思想,远远超过了祛病保健之上。这显而易见,是接受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见《孟子·离娄上》)思想的必然后果。
孙氏毕竟是典型的学者,从启蒙开始就泡浸在儒家怀抱里,纵然以道教为主要信仰,但他的一言一语,基本上都是孔孟之言的阐明者、发挥者或执行者。且看:
“白首之年,末尚释卷”(见《要方·序》),“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见《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论曰》)。这都是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见《论语·里仁》)的具体执行。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见《要方·序》),这完全反映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见《孟子·尽心下》)的思想。
“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悴其内”(见《要方·序》),又是儒家“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见《孟子·梁惠王》)的思想。
“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不得多语调笑,谈踒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见《要方·大医精诚》)这又与《论语·颜渊》的“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出于一辙。
“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见《要方·大医精诚》)。这完全是《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也。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疱厨也”的同一思想。孙氏的用死不用生,更是十足的“远疱厨也”。
“但发惭愧怜优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见《要方·大医精诚》),孙氏用一个“发”字与“念”字,落在一个“意”与“心”字之上,把儒家的“内省不疚”(见《论语·颜渊》)思想描写得入木三分。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见《要方·妇人方上·养胎》)。完全照录于《论语·乡党》的“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窊、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要方·大医精诚》),就是《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
孙氏也比较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备急千金要方》叙述治病要点时强调:“夫天布五行以植万类,人禀五常以为五脏。经络腑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以《内经》作中心思想的医家天人合一学说,就是把人体本身的五脏六腑、皮肉筋骨统一之外,还要把人与人周围环境也统一起来,为医学所利用。例如“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里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重复”等等。
在孙氏晚年撰写《千金翼方》养性时,思想倒退,引入了神学体系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为善为恶,天皆鉴之,人有修善积德而遭凶祸者,先世之余殃也。为恶犯禁而遇吉祥者,先世之余福也”。使自己在天人合一思想认识上由早年的唯物论者倒退到唯心论者。干祖望总结性强调孙氏的儒家思想,认为:“医者,技术是才,作风是德,德才必需并茂。儒教思想在医德方面可以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有了德,就可以纯洁思想,指导出纯洁的医疗作风,谁谓这个儒家思想,在孙氏身上不是重要的。所以孙氏在思想方面,是当之无愧的鸿儒。
至于在文学方面来称鸿儒,肯定也没有人来否定、异议或反对的”。^[29]
(二)孙思邈的道家思想
道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发展后而逐渐为道教的。在其诞生、发展、演变中,与医药卫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老子、庄子之学是其理论渊薮,方士、巫师、墨家侠士为其组织基础,晚至印度佛教传入我国的激发,始而有道教之组织形式,或谓作为宗教之道教正式诞生。医学之发展在原始社会曾为巫师(巫医)所掌握,后来之方士多有医学修养并以医药为众人诊治疾病。道家历来十分重视修身养性以求健康长寿、不老神仙,为此曾发展了养生学,在《内经》尤其是《神农本草经》中,颇多道家思想与哲理之内容。历代炼丹之学者,几乎都是道家方士、医家所实践和发展。在这样历史悠久、得道理想之文化氛围下,在唐太宗等尊老子李耳为其远祖的提倡下,在儒、道、释三教并用的政治、学术氛围下,孙思邈作为一代杰出医学家,一生重视老庄之学与长期从事丹鼎生涯,吸收发展道教思想,宏扬道教养生养性与医学学理,本是自然而然之事。在一定程度上讲,道教思想为孙思邈思想之主体。孙思邈在其医学著作中或后人在叙述孙氏的史书中,每每论述孙氏的道教思想与作为。
孙氏在《备急千金要方》序文中,开始即深刻指出:“燧人氏出,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画八卦,立疱厨。”斗极即道教视为星宿中至尊的北斗。至于八卦,更是道教的主要符号,孙氏用斗极与八卦来作全书的楔引缘起,不是偶然的。说得明白一点,全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在这斗极与八卦学说中展示出来的。
孙思邈为“韶年知道”之人,“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读庄老及百家说。他自称,“三十八、九自服五、六两乳”,“深之体悉,至于将息节度,颇识其性”,正是此时成为道林中的医生,兼作飞炼、服乳、养性、修道之人,游于太白、终南、嵩山、蜀中峨眉山等诸名山,炼丹并行医长达40余年。他撰著炼丹术著作如《丹经要诀》、《龙虎论》、《烧炼秘诀》等,当在此期。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却被“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如此等等,虽然也能说明孙氏之道家思想,但最真切的仍以孙氏两部《千金方》中有意无意所反映者为最生动可靠,容作摘引以说明:
《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考任真的意思是自然的生长与发育。体运则是体察领悟宇宙间一切命运之规律。孙氏更明白地提出:如果欲其身体的自然生长、生存、发育,思维的洞悉一切,只有依靠庄老学理,也就是孙氏包括医学在内的一切思想方法和行动指南的总纲领。
“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于此,乃得为大医”。阴阳禄命,是星相家指“食禄盛衰兴废,命运富贵贫贱”。相法,是观察人的形貌或面部、手掌,可以预言未来命运;相面者,以面部分为“命”“田宅”“福德”等十二个宫,相手者,在掌中分为“景”、“开”、“杜”、“休”等八个区域,然后根据《相书》来判断福禄枯荣。所谓诸家者,因其中还有麻衣、青城、青羊等诸多派别。灼龟是古人焚龟壳来代蓍草。五兆,为古代另一种占卜方法,其方法是“折竹长寸余者三,以手弹于几,以占吉凶”。周易中八卦的阳爻(-)阴爻(--),凑成六个以占卜;六壬,利用每甲子中有六个“壬”来占卜。这样可以看出孙氏将道教中经典一派思想与技术吸收到医学以外,还旁及占验派。
“至于五行休旺,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美尽美矣”。这篇要求为医之本的文章,已被道教思想占领一半,也就是说医学的基础,就是依靠道家与医学组合而成。如其再读《要方·大医精诚》中“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一言,更证明孙氏对道学与医学的并重思想是十分鲜明的。
《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强调:“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疾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刺针药,无得参差”。本文前五句,是道教修养法之一的“坐忘”。能使人遗形忘我,内外清澄,即《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而去,同于大通”。《天隐子》也谓:“何谓坐忘,曰,遗形忘我。坐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凡人通过坐忘,“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引郭象注《庄子》的坐忘原文)。之后可以获得后六句的提高医疗质量。
“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共为攻击,变为疾病”创立了道家对人身机体的生理、病理学说。
《备急千金要方·诊候》:“而与魂魄飞扬。”是指整个人身精气而言。那么既称“飞扬”,只有道家所谓的三魂七魄才能这样。属于三魂的,爽灵、胎元、幽精,属于七魄的,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陈藏、臭肺,它是道教想象中人的精神离开形体而存在。所以在精神状态极度失常时,就能导致魂魄飞扬。
在养生、养性方面,几乎处处可见孙氏思想源于道家思想的密切关系。
《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守内,病安从来”。这是道家“导一”、“守寸”、“守默”的全部思想。
“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澹之味,能纵欲快意,得虚无之守”。考无为是道教思想中最高境界之一,道家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倾,是“有”与“无”的统一,但更以“无”为基本。故而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孙氏首先谈到恬澹,完全是《庄子·刻意》“夫恬澹寂漠,虚无无为,此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思想。这里的纵欲,并非常谈的对人心身有害的纵欲,乃是解释思想尽情思考之意。这种深奥的思想,太史公司马迁替我们总结出几句言简意赅的话:“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精辟地阐明了这个精神。
敕封孙思邈为“真人”,据说其时孙氏尚健在。孙思邈故乡陕西耀县城东三里之五台山(后改名药王山),有孙氏隐居之处,内有孙氏当年接受“真人”敕封称号的“拜真台”。药王山山门上有一幅对联:“铁杆铜条耸云霄千年不朽,铜烧汞炼点丹药一匕回春”。明代著名医学家王肯堂在整理刊印《千金翼方》的序中,指出:“真人以应化圣贤,现神仙身行良医事”,也道出了孙思邈真人、良医之身份。
(三)孙思邈的佛教思想
历史上曾有四次灭佛,史称“三武一宗灭法”,在孙氏百年生活中其前、其后均有灭佛之活动,唯孙氏在世之百年中,佛教是兴盛发展的年代,活跃在佛法研究与信奉佛教之志士学人也很众多,往来中国的印度、日本佛徒及中国去印度取经及翻译之著名和尚也多在此一时期。但从史书、佛学、文学之记述,孙思邈很少与之接触交往,从其所记,孙氏读佛教典籍也远比道家典籍为少。孙思邈唯一与佛教和尚交往并关系密切者,即著名的道宣和尚。
《酉阳杂俎》:“孙思邈尝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据《宋高僧传》卷十四、《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有”南山律师道宣”记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中国人名大辞典》:“道宣,唐高僧,丹徒钱氏子。初居终南山白泉寺,后居京师西明寺。与处士孙思邈结交。持律坚定,号为南山律。乾封间圆寂。”
按道宣和尚,为唐代高僧。隋·大业八年(612年)16岁时,从智首法师受具戒。初居终南山白泉寺,在唐·武德中(618～626年)驻锡长安西明寺。玄藏法师从天竺归来后,奉旨参加翻译梵文经书的工作,负责润文。后人奉为南山律宗之祖,当比孙思邈小15岁。
孙氏与道宣的交谊极为深厚,从“议论终夕”一言可知是无话不谈的了。因此,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不同一般。史书更以“林下之交”来形容,反映出他们纯洁的友谊已达到了闲雅、旷逸的最高境界。
《酉阳杂俎》还记载:“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乞和尚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从字里行间来体察,他们之间没有深厚交谊和了解,道宣是不会推荐的。
两人在终南山相识为友,结为“林下之交”,达到“议论终夕”的境界。考道宣在唐武德间(618～626年)由终南山移居长安西明寺。孙氏在贞观元年(627年)比道宣后一步到长安光德坊鄱阳公主废宅寄寓。两人在终南山结交为友,可以朝夕相见,自公元627年又先后由终南山奉召回到京城长安,虽然道宣住西明寺,作翻译印度佛经文字之润色工作,孙思邈住光德坊之鄱阳公主废宅,交往自然不如在终南山可以朝夕相处,但密切之友谊使他们时常研讨学问还是可能的。两人之交往,道宣从孙思邈之处学得医药卫生知识,孙思邈从高僧道宣律师处学得佛学知识,当是意料中事。因为,他们都是求知若渴,好学勤奋之士,他们“议论终夕”绝非东拉西扯的闲谈,漫无边际之瞎侃。孙思邈接受佛教思想与佛教医学理论,无疑主要来自道宣高僧。其次,在孙氏的医疗活动中诊治过不少和尚、尼姑,同时参阅佛家医学经典等,也是重要的来源。那么,在孙氏医著中有些什么佛学思想呢?
孙思邈与佛教,在正史中仅仅有《旧唐书》“兼好释典”及佛学史中道宣传记里提到的“与孙思邈处士,结林下之交”外,就没有可靠的资料,所以两部《千金方》才是可以反映出孙氏佛学思想的最好证据。
干祖望教授论述孙思邈佛学思想时,对《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作了精辟的分析。现引用于下,他认为:《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的“精勤不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思想,就是这个精神。也正是为了这个积极因素的鼓励,而孙氏更奋发图强的学习、读书、行医、著书立说来拯救与普救众生含灵之苦。
“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考“慈悲”为佛教常用术语,意思是“与乐曰慈,拔苦曰悲”。《大智度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喜舍”也是佛家术语,指用钱财或自己身上的活组织来救济他人的灾难,称“喜舍”,又称“净舍”、“净施”。其中“慈悲”一言,人尽皆知,而“喜舍”一词,鲜为人知,今孙氏信手拿来,可知孙氏对佛教的研究,已不是一般性的泛泛涉猎而已。
“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佛学认为凡人做事,必须专心注一境而不散乱其神,然后可以取得准确的认识和作出准确的判断。“安”字,在佛学上的定义是“谓心,期待于某一点而安住于此,确乎不动也”。“定”字,为“定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所以他经常和“禅”联在一起而称为“禅定”。孙氏的“安神定志”,即佛家的“心一境性”。
“不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的思想。古天竺把人民分为四级,称四姓。所以佛教就提出“四姓平等”的口号。孙氏的“普同一等”十分符合于“四姓平等”的思想。
“……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畜贱人贵,……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考佛教有“五戒”、“八戒”、“十戒”,其中第一戒,就是戒杀生。
“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因果学说,也是佛教中主要理论之一。《观无量寿经》:“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佛门认为“因者能生,果者所生”,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是为果而预设,果是由因而产生。这种报应,是无法逃避的。孙氏医著中多处强调了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这节文章,为因果学说再加肯定。
“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这里孙思邈又将佛教的善恶观用以释医患养性之理论,也足以证明佛学对孙氏疾病预后观之深刻影响。如果仔细玩味推敲两部《千金方》的遣词用语,富有佛学思想者更为多见。例如:佛教之十戒,一戒杀生,孙氏强调:“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四戒妄语,孙氏严厉批判同行“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五戒饮酒,孙氏更是多处告戒醉酒,“煻㩢兼陈,看有若无”;六戒涂香饰簁,孙氏强调进入富室病患之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晬”;七戒不视听歌舞,孙氏强调好的医生“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九戒非时食,孙氏引深为“珍羞迭荐,食如无味”;十戒不得捉钱金银财物,孙氏强调医生“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又如:佛学有五根、六根之说,五根指眼、耳、鼻、舌、身,六根为五根再加意,所谓根者为罪孽之根源,即六种孽根。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之序例合和中强调了“六根不具足人”的佛学思想。孙氏的六根即直接来自佛学思想意念,不具足就是不完全,意指眼、耳、鼻、舌及四肢七窍与精神思维上有缺陷之人。又如:《千金翼方》的养性篇论及正禅方,指出服用“正禅方”药,“十日觉远智通,初地禅,服二十日到二禅定,百日得三禅定,累一年得四禅定,万相皆见,坏欲界,观境界如视掌中,得见佛性”。按佛教有三界诸天之说,三界即指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诸天又分为四禅,初禅为大梵天之类,二禅为光音天之类,三禅为遍净天之类,四禅为色窨天之类。考佛学“一心考物为禅,一境静念为定”,故也称之为四禅四定。孙思邈引用春桑耳、夏桑子、秋桑叶组成之正禅方时,论及服用效果时作了如此之叙述,给予桑耳、桑子、桑叶,功效以神奇之齅张,与佛教经典修行目的紧密联系,意欲说明服桑可使人心境归真返樸,必无邪念者。这一论述也可看出孙氏试将佛教思想与中医学对桑之传统认识紧密结合的意图。
上述文字已足以对孙氏的儒、道、佛思想勾画出一个清楚的脉络。为了更清晰了解,特引干老祖望教授一段结论性意见,作为结束。干老指出:根据上述,可以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三教学问的同时涉猎、熟悉、研究、精通,都是不希罕的事,尤其像孙思邈那样“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的上智者,更是势所必然。
再谈孙氏对道与释的造诣,孰深孰浅?则必须加以客观、科学的分析而后作出答案。
先检查一下孙氏在道佛两教文献方面贡献,在道教方面,就疏注过《老子》、《庄子》,而且后人对他作品评价很高。并撰有《枕中素书》、《龙虎论》、《龟上五兆动摇经诀》、《福寿镜》、《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等10多部道教书。而在佛教方面呢?阙如。
再分析孙氏一言一语中对道教辞令的反映,就能分别出是属于道教的哪一宗哪一派。而且每个宗派的特点都很鲜明。考道教有五大派:一为经典派,鼻祖为老子、庄子,形成最早,因当时尚无第二、第三派的产生,所以当时无所谓流派,凡研究经籍典奥,深求哲学玄理者属之。其主要特点,为参研经义哲理,考究典籍奥秘,以穷研道学玄理为目的。古今驰骋于文坛、哲学领域的道家学说,就是这一派,也可以说是正宗队伍。至于老子也是一个与孔子一样的大学者,可惜被东汉·张道陵奉为道教祖师,尊为“太上道德真君”之后,就丑化为一个牛鼻子道士了。二为符䐈派,始祖即张道陵,为最早与经典派分庭抗礼分门立户的一个支流,事实上也是借道教的招牌而吸收了古代巫术演化而来,是楦符咒䐈,禁咒祝由,斋醮祈禳,用以遣神役鬼,驱邪治病。甚至在天灾人祸方面,也可以呼风唤雨,抗旱防涝,平疫治病。之后,唐·太医署的臛禁科、明·太医院的臛由科及清代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也都是符䐈派的旁枝蔓叶。道教五派中此派与人民接触最密切,换一句话,他们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所以一般概念中遣神役鬼、求雨打醮的道士,就是这一派。三为丹鼎派,代表人物为葛玄、葛洪,凡修炼内功,烧炼外丹者,皆属之。主要特点为习静服气,修性摄生,烧炼丹石,以超凡入圣,超圣入神,超神入化,长生不老为目的。为医药学界能接受,现在全世界奉为化学的开拓者,就是这一派。四为占验派,代表人物为李淳风同一时代的袁天。凡卜筮、星相、阴阳、五行、术数、堪舆、风鉴等属之。其主要特点是,推究五行术数,占卜起卦,星相谶纬,用以预占祸福休咎来趋吉避凶为目的。但到明末清初之际,已沦落为江湖中的“巾”、“皮”、“李”、“瓜”四大行中的“巾”行,从此即巡街踏巷去卖卜、起卦、算命、相面、看手、拆字。五为积善派,以吕洞宾、汉钟离为代表人物。凡积善行仁,修桥铺路,积功累德,以安民利人,自己也籍此以成仙为目的。因为这一派不要像经典派的高深学问,也没有丹鼎派的要有特殊技术(炼丹),更不要符䐈派、占验派的怀有一技之长,所以最为一般市廛小民所欢迎、乐道与向往,且看八仙过海的故事,至今还是脍炙人口而不衰。
接下去我们再爬梳检阅一下两部《千金方》中涉及道教中某一派的痕迹:
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的“养性序”、“道林养性”,《千金翼方》的“序”、卷十二的“养性”等,都是经典派,加之《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的画龙点睛之笔而更形彰彰。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调气法”、“养性·服食法”与《千金翼方》卷十三“辟谷”等,都是丹鼎派的内丹系;《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二“太一神丹”与《千金翼方》卷二十二“飞炼”等,都是丹鼎派的外丹系。又如《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的“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和《千金翼方》卷十四“退居、择地”“退居·缔閟”等,都是典型的占验派。更如《千金翼方》卷二十九、三十“禁经”上下两篇,更是不折不扣的符䐈派。唯积善派的反映,没有见到,可能积善派的形成是在孙氏逝世之后一百数十年之故。
再对比孙氏文中对佛学思想流露程度,从始至终没法分析出属于哪一宗哪一派,连大乘、小乘也看不出来,都属一般的语言。因之可以说明孙氏对佛学的造诣远远不及道学。
且看两部《千金方》中,最多的当然为医学,次为道学,再次为儒学,佛学最少。
总之,就孙思邈之儒学而言,可称得上一代鸿儒,就道教思想而言,喻之为真人实甚得体,就其佛学而言,恐怕只能是一位居士而已。
二、重视哲学思维
孙思邈非常重视哲学思维,明确指出医学应与哲学结合,主张深入研究《易》与老庄著作。孙氏崇尚阴阳五行理论和元气说,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活动,指导临床诊断治疗。以下引用张文教授在《孙思邈千金方研究》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以为参考。
(一)本体论与疾病观
孙氏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是气的表现。指出,“人者禀受天地中和之气”;又说,“人者五行之秀气。”气是维系生命活动的决定因素,“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惜其气”才能“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则身死。”从实质上说,神和血也是气。气不是仅有一种形态,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是周流不息的,“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德流气薄这种涌动形态,构成了生命的创造力。气是生命的本体。
1.气和与生理活动
保持气和,是维护健康的基本条件。《道德经》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内经素问》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孙氏秉承这一思想,指出:“调其阳,理其阴,藏腑之疾不生矣。”和,不但要保持阴阳调和,五行之气也应互相调和,“五藏皆受气,即无病也。”如果各种气不调和,就要转入病态。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诸气和,每一气也要和,才能维持正常生理活动。肝气通于目,目和则能辨五色;心气通于舌,舌和则能辨五味;脾气通于口,口和则能辨五味;肺气通于鼻,鼻和则能知香臭;肾气通于耳,耳和则能闻五音。“五藏不和,则九窍不通”。体内诸气要和,体外环境中的诸气也要和,“若时气不和,当自戒勒。”诸气和则精神和,“气和心平”,道者应“务思和理”,和是保持健康的首要条件。
气的活动适度,维持“中”的状况,才能保持气和。生命活动在外气与内气交互作用中运行,体外有适于人生存的和气,也有危害健康的邪气;体内有五藏六腑之气,营卫之气,经络之气,喜怒忧虑之气。在多种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关键是使体内诸气活动适度,既能抵御外来邪气,又不使某种气活动过度,出现偏盛偏衰。“人禀形气有中适,有躁静,各不相同”;人的饮食、起居、劳作、生活条件又各有差异;加之外部环境变动不居,保持中和状态是很难的,出现病态常是难免的。但防止过与不及,始终是生命活动的重要契机。“太过可怪,不及亦然”,在变动中及时调整,以维持中和,成为养生的必要原则,构成孙思邈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是流动的,孙氏把气机通畅,作为维持气和的一个重要特征。“五行气毕,阴阳数同,荣卫出入,经络通流,昼夜百刻,五德相生,脉来五十,投而不止。”胃气在气的健康流动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夫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乃传于五藏六腑。五藏六腑皆受气于胃,其清者为荣,浊者为卫;荣行脉内,卫行脉外,阴阳相贯,如环无端。故曰胃为水谷腑,主禀四方,皆以胃气为本也。”“五味入于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胃气构成生命活动的基本动力之一。胃气受碍,“藏气不宣通”,会导致疾病发生。气的流动,要考虑性别的个体差异。例如,“妇人者,众阴所集,常与湿居。十四已上,阴气浮溢,百想经心,内伤五藏,外损姿颜”。研究气的运转就不能不加以考虑。
气的流动是有秩序的,过与不及是对秩序的破坏,活动适度正是有序性的表现。各种气有其正常部位,阳气卫外,阴气主内;当“阳气入于内,阴气出于外”时,就转入病态。“若阴气外出,出则虚”,“阳气内发,发则实。”气的升降调节皆有秩序,否则会出现气逆、气上、奔气、短气、气满、气结、心气不定等症候。气按一定秩序和方式活动,维护着气和。例如,胆、脑、髓、骨、脉和女子胞,是“地气之所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胃、大肠、小肠、三焦和膀胱,是“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它们“受五藏浊气”,不能久留,要及时输泻。孙氏由此复述医籍中的结论说,“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化传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满,满而不实也。”^[30]又如三焦,“上焦如雾,其气起于胃上管”,“常与荣卫俱行”,周而复始;“中焦如沤,其气起于胃中管”,行于经隧,名曰营气”;“下焦如渎,其气起胃下管,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主出不主人,别于清浊。”气不依秩序,就成为破坏健康的因素。例如,“胆气妄泄,目则为青。”气的运行秩序与外部环境时节变化,密切相关。例如,调气时“夜半后日中前,气生得调。”“日中后夜半前,气死不得调。”
孙氏认为,内气与外气是互感的,天与人是相应的。“头圆法天,足方象地,眼目应日月,五脏法五星,六腑法六律,以心为中极。”天人相对应,“天有寒暑,人有虚实;天有刑德,人有爱憎;天有阴阳,人有男女;月有大小,人有长短。”人必须顺应外界,才能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洌,此四时正气之序也。”必须以此为据,调整活动。“逆春气则足少阳不生”;“逆夏气则手太阳不长”;“逆秋气则手脾肺肾为阴,应当“春夏养阳气,秋冬养阴气,以顺其根本。”不懂这个道理,“逆其根则伐其本”,就谈不上维护生命的正常活动。
顺天时,合地理,才能维持气和。地理环境不同,气禀就有差异。“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脆薄,腠理开疏,用药宜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应重复”。“不详南北之殊”,则不通地理之变,也难维持气和。
人靠衣食住行与环境交通,常居湿地,当风取凉,行远劳作,异地而处,外邪袭击,都会损伤气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饮食起居,是维护气和的重要条件。如“夏至以后,秋分已前,勿进肥浓羹䵟酥油酪等”,否则易损正气。老人多疾,“皆由少时春夏取凉过多,饮食太冷。”北人到南方,“遇其丰赡”,“恣口食啖”,会致“大小皆病”,不把环境因素作为调整饮食的条件,反单纯归结为“不习水土”,是错误的。孙氏认为饮食起居必须依外界变化予以合理限制,做到“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满更虚,气得上下,五藏安宁,乃血脉和利,精神乃居。”不注意人与天地相应,不通过合理饮食维持平衡,就无法保持健康。孙思邈指出,“夫人难养而易危也,气难清而易浊也。”“割嗜欲所以固血气,然后真一存焉,三一守焉,百病却焉,年寿延焉。”
孙思邈根据元气论,分析各种生理机制,分析体内诸气相互作用及其表现的生理功能,分析天人相应的条件,分析维护健康与维护气和的关系,对中医理论体系建构有着重大影响。孙氏把元气论作为理解生命本质的一把钥匙,对此深入研究,是理解孙氏医学理论,理解中医理论体系特色的重要突破口。
2.气与疾病发生
病也是气,“故有天地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31]是另一种气。人生活在体内外诸气交织的网络中,任一环节有毛病,都会影响正常生命过程。外部邪气入侵,内部诸气运转不依秩序,以及内外气交争,都会导致疾病。通过气的变化揭示疾病本质,是孙思邈疾病观的重要特征。
天地间气的变化,既遵循一定规律,又充满随机因素,随时会出现异常情况。孙氏说:《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天地间存在着多种偶然性,“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时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是谓岁功毕矣。”就是说,一年中要经历种种变化,有正气,也有邪气。以天况人,“天地尚且如然,在人安得无事。”人度岁月,要经历气候变化的折磨,谋生所遇的煎迫,复杂的人际关系变动等,气的变化就更复杂。“故人生天地之间,命有遭际,时有否泰,吉凶悔吝,苦乐安危,喜怒爱憎,存亡忧畏。关心之虚,日有千条;谋身之道,时生万计;乃度一日。”这种变化常是难以抵御的,“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在这种情况下,疾病“斯盖造化必然之理”。有生命活动,有诸气的变异及互动,人“形质既著,则疴瘵兴焉。”这是有形之体所不可避免的,“天地圣人尚不能无患,况如风烛者乎。”疾病是生命过程中的必然伴侣。
在内外气相互作用中,外气既多致病因素,内气也易受各种损伤,使疾病不可避免。孙氏谓:“人非金石,况犯寒热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病。”孙氏借用扁鹊的话,“乱于和气者,病也。”人“禀气而存”,气和则无病。故“调气息,使寒热平和”,若“气息得理,即百病不生;若消息失宜,则诸疴竞起”。乱于和气的因素很多,从人类总体看,疾病是难免的;但对每一个体说,却可以通过预防来减少疾病的危害。邪气可以主动躲避或祛除;内部乱于和气的因素可以通过自我调整,消除其有害作用。孙氏反对疾病宿命论,认为,“四百四病,身手自造,本非由天。”又说,“所以病苦,人自作之,非关运也。”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可针对病因而预防,不能推给鬼神。例如,霍乱发生,“皆因饮食,非关鬼神”。
这种疾病观,推动孙氏深入进行病因分析。对外部邪气,他说,“天气不和,疾疫流行”。外部邪气多种多样,如伤寒与时行温疫就是两种不同邪气引起的。又如“风毒之气,皆起于地,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当履之”,故“先中脚”。冷湿气“上入经络,病发则四体酷冷”。还有“是外人来气息忤之,一名中人”,使少小产生“客忤病”。
不同气对人的影响方式不同,产生的疾病也不同。居室不周密,会使“风气得入”,不急避之,“久居不觉,使人中风”。风寒湿三气“并客于分肉之间”,产生诸痹。寒气中人,会出现“呕逆恶心。”“热气为病则恍惚闷乱,长如眩冒,又复失精。”邪气的来源也多种多样,一类是天行时气和非时之气;一类是由正常气相互作用转化而成。例如,“四时代谢,阴阳递兴,此之二气,更相击怒,当是时也,必有暴气”。暴气“每月之中必有”,“卒然的大风大雾大寒大热若不时避,人忽遇之,此皆人人四体,顿折皮肤,流注经脉,遂使腠理壅隔,荣卫结滞,阴阳之气不得宣泻,变成痈疽丁毒恶疮诸肿。”^[32]同一种气,入于不同部位,引起的症状和疾病也不同。如“风人头,则耳聋;风入目,则远视����;风入肌肤,则身体瘾疹筋急;风入脉,则动上下无常;风入心,则心痛烦满悸动,喜腹填胀;风入肺,则咳逆短气;风入肝,则眼视不明,目赤泪出,发作有时;风入脾,则脾不磨,肠鸣胁满,风入肾,则耳鸣而聋,脚疼痛,腰尻不随,甚者不能饮食;入胆,则眉间疼痛,大小便不利,令人疼痹。”
体内诸气俱不可缺,“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荣气不足,即疼而烦满,口即难言;卫气虚即恶寒而数欠。”“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诸气必须调和,失调即为致病之源。“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实则腹胀,泾溲不利”;“肾气虚则鼻息利少,气实则喘喝胸凭仰息”;“肺气虚则厥逆,实则胀满,四肢正黑。”又如,“少小所以有痫病及痉病者,皆由藏气不平故也。”
气的流畅运行,既不太过,又非不足,是体内诸气调和的重要标志之一。例如,水气对生命至关紧要,“含灵受气,非水不生;万物禀形,非水不育。大则包禀天地,细则随气方圆。”太过也不行,当土气衰弱,则“水为洋溢,浸渍其地,走击皮肤,面目浮肿,归于四肢”,反会危害健康。气机不畅使气积滞,结果“五藏滞气,积聚不消,拥闭不通”,会造成“心腹胀满”,“身体气肿”,“饮食呕逆”等一系列症状。气的积聚,“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积者五藏之所生,聚者六腑之所成”,结果使邪气留止,成为大患。“气积聚,坚大如杯,若盘在心下腹中疾痛,饮食不能,时来时去,每发欲死。”所以,气机通畅是健康的重要条件,“凡病皆由血气壅滞,不得宣通”。
精神因素也会导致体内诸气的不调和。“怒气即上气不可忍,热痛上抢心,短气欲死,不得息;恚气即积聚在心下,不得饮食;喜气即不可疾行,不能久立;忧气即不可闲作,暮卧不安;愁气即喜忘不识人语,置物四方,还取不得去处,若闻急,则四肢肿,手足筋挛,捉不能举。”孙氏把精神因素作为扰乱和气的重要因素,指出上述五气再加寒热二气,“如有祸祟,此皆七气所生。”
外气与内气复杂的交互作用,增加了疾病变化的复杂性。“邪气入内,行于五藏则咳”使咳嗽病机变得十分复杂;“面肿气逆,邪气逆于六腑”,对面肿分析要顾及多个方面。同一腰痛,有的与节令有关,“十月万物阳气皆衰,是以腰痛”;有的则因取寒眠也,为“地气所伤”。在病气面前,不同个体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人的自我调养方式,也起着巨大作用。人若发挥能动作用,“气息有理,即百病不生”。疾病不救,则常与“生平粗心,不能自察”有关。不能低估个人保健对维持气和的重要作用。自然界既存在扰乱气和的因素,也提供了调整气机紊乱,恢复气和的物质条件,“天地有斯瘴��,还以为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不知撙节,自我��害,扰乱和气,后患无穷。决不能“恣一时之浮意,为百年之痼疾。”例如,“凡常之日,忽然暴热,人皆不能忍得者。当于此时,必不得顿取于寒,以快意也。”不加注意,就会成为各种疾病之由。疳湿就是由“取冷眠睡之所得”;月经病也与“卧湿冷地,及以冷水洗浴,当时取快”有关;孙氏一再告诫,“病起之由,皆因冷热交通,流入五藏。”在饮食方面,“贪味多餐,临盘大饱”,可使“腹中膨亨短气,或致暴疾。”房劳,精神因素调理不当,都会引起气机紊乱。
自我��害的后果,是使“正气日衰,邪气日盛”,“令人邪气多,正气少。”维持气和,使诸气平衡,才能防止为疾病所中。综观以上论述,孙氏把气分为多种成分,它们又交互作用,对健康产生多种影响。维护健康是在气的活动整体中运行的。避邪气,养正气,维护气机通畅,使五藏六腑之气平和,防止因饮食、起居、房室、精神因素调理不当,而产生扰乱气和的可能。孙氏这些观点,为中医理论建构,认识疾病本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认识论与诊断观
孙氏把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归结为诸气的相互作用与变化,要认识它,必须把握气的活动。望闻问切,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旨在了解气的变化。孙氏称望诊为“诊气色法”,脉诊更离不开气。寸口又叫气口,“藏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气口属腑藏主。”脉的三部九候,都为了候气。“上部为天,肺也”,上部天“主头角之气”,上部地“主口齿之气”,上部人“主耳目之气”。“中部为人,脾也”,中部天主“肺之气”,中部地主“胞中之气”,中部人主“心之气”。“下部为地,肾也”,下部天主“肝之气”,下部地主“肾之气”,下部人主“脾之气。”了解人体营卫、藏腑、阴阳诸气,及其与外部诸气的相互作用,揭示气的虚实、盛衰、寒热、表里及上下出入,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认识疾病或说对疾病作出诊断,就是研究体内外诸气的相互作用,研究它们作用的方式、机制、过程和规律,从而在整体上把握疾病。
1.疾病是可知的
疾病引起的气机变化是深在的,但又通过有形的变化表现出来,是可以感知的。“五藏应五行,若有病则因其时色见于面目。亦犹灼龟于里,吉凶之兆形于表也。”不善观察这些变化,就会像王叔和所说的,“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医术浅狭以致“不知不识”,令“病者殒没”。治病先要识病,诊断一错,治疗便失去根基。诊断一要观察,二要思考,才能把握疾病的本质。疾病本质“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候就是气的变化及其外在表现。由表入里,是“至精至微之事”,不可“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
使用任何治疗方法,都以诊断正确为前提。例如行针,“每针常须看脉,脉好乃下针,脉恶勿乱下针也”。要注意到气的任一细微变化,“常须用心惊候”,失候就会丧失认识疾病的线索,是医生的失职,会给病人带来严重后果,“失候必大危矣。”
孙氏强调医学理论对认识的指导作用,严励批评忽视理论的现象。“方今医者,学不稽古,识悟非深,各承家技,便为洞达,自负其长,竞称彼短,由斯对执,卒不得挹其源流。这种”不念思求经旨“,陷入狭隘经验“始终循旧”的医生,是行医者的深戒。他引用张仲景的话证明医生必须懂得理论,“凡欲和汤合药、针灸之法,宜应精思。必通十二经脉,知三百六十孔穴,荣卫气行,知病所在。宜治之法,不可不通。”医生“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医学理论是识别疾病、判断预后的武器,是察微知著,分析气机变化的武器,是探寻症状,使感觉锐敏化的武器,“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
2.要同时运用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
认识疾病,即要运用逻辑思维,也要运用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才能及时把握疾病的变化,洞察疾病本质,有力地指导临床实践。
逻辑思维要求首先必须明确概念,孙思邈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尽量消除对要领游移滑动,捉摸不定之感。他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是明确定义概念,如关于病的顺逆,定义为:“病起从上者名为顺病,病则易治”:“从下起者,名为逆病,难治,倍药可差。”二是分析概念包含的内容,如对吐血,指出有三种:内衄、肺疽和伤胃。“内衄者,出血如鼻衄,但不从鼻孔出,是近心肺间津液出,还流入胃中,或如豆汁,或如揔血,凝停胃中,满闷便吐,或去数升乃至一斗,得之于劳倦饮食过常所为也。肺疽者,或饮酒之后闷吐,血从吐出,或一合半升。伤胃者,因饮食大饱之后,胃中冷则不能消化,便烦闷强呕,吐之物与气共上冲蹙,伤裂胃口,血色鲜赤,腹中绞痛”。^[33]给人一目了然之感。
判断方面,孙氏既运用直言判断,更多用选言判断和假言判断,这是因医学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他对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使用全称肯定判断,如“一切痈疽皆是疮瘘根本所患”;但更多是用特称判断,如对潠虫,“凡患湿潠者,多是热病后,或久下不止,或有客热结在腹中,或易水土温凉气著,多生此病。”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不仅常见,且多联合运用。既考虑判断成立的条件,又考虑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必然要这样使用,是临床思维全面性所要求的。如病人本色白,“若面白目黑,无复生理也。”面白目黑便成为判断预后的充分条件。论及风气时指出,“若或触劳风气,则令人角弓反张,举身皆动;或眉须顿落,恶气肿起,魂去不足,梦与鬼交通;或悲哀不止,恍惚恐惧,不能饮食;或进或退,痛无常处。”前件是假言判断中的充分条件,后件则由选言判断组成,考虑了触劳风气引起的各种可能。
孙思邈广泛使用了推理,他以事实为依据,运用逻辑规则,得出可靠的结论,对于正常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如论述风邪危害时指出:“圣人以风是百病之长,深为可忧,故避风如避矢”。孙氏重视因果律,注意因果联系的条件性,把假言推理放在首要地位。注意疾病发生的条件性,是使思维与现实互相对应的前提。否则,要做到从疾病实际出发,形成正确诊断是不可能的。孙氏把气机变化作为研究条件的主要内容,如“脉气衰,血焦发堕”,“阴毒内行,藏腑受客邪之气,则病生矣”,等等,都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状况是复杂的,“医方千卷,不尽其理”,“不可一一备述”。抓住气的运行规律,在因果律基础上展开推理,显得尤为重要。
孙氏重视比类取象和以类推之的推理形式,强调“触类长之,无穷竭”。为此,首先要概括出类,“事须识其相类”。有了类,就能触类长之,举一反三。孙氏抓住阴阳与五行之气,作为类的依据。“假令人肾心肝肺脾为藏,则膀胱小肠胆大肠胃为腑。足少阴为肾经,足太阳为膀胱经,下至五藏、五果、五菜皆尔,触类长之。他皆仿此。”类推方法用得非常普遍,如遣方用药要求“因事典法”,“善以意推之”;在调理神气,调整心理状态等方面,也使用了这一方法。孙氏整理《伤寒论》,同样运用这一方法,“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指出“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触类长之的方法和西方逻辑的类比推理相似,但不能划等号。孙氏倡导的这一方法有类比的含义,也有归纳和演绎的含义。不进行类的归纳,就难实现从共性到个性的“以意先自消息”,便难以实现以类推之。
孙氏重视直觉思维,强调直接领悟事物本质的必要性。诊察疾病“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靠这种洞察本质的悟性,“心考锱铢,安假悬衡之验;敏同机骇,曾无挂发之淹。”一下子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这种本领不是天生的,也非神的启示,要“仔细安详用心者,乃能得之耳”。靠长期经验积累及思维本身经验的总结,才能获得。要取得这种本领,一要刻苦钻研医学经典,对之十分“精熟”;二要靠长期临证经验,“一方皆须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能通晓”;三要靠实践中“仔细寻思”,才能“明然可见”。直觉思维通过现象直接达到本质,是中医重要的思维形式,孙氏对其特征的描述,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
形象思维运用,是孙思邈医学思想的又一特征。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之症状、色脉、药物及诊候方式,有助于人们具体的把握它。如描述病脉时指出,“如虾之游,如鱼之翔者死。虾游者,冉冉而起寻复退,没不知所在,久而复起辄迟而没去甚速是也。”鱼翔者,“似鱼不行而但掉尾动其身,其动疏而住久是也。”孙氏重视图像的作用,“指取其穴,非图莫可。故针灸孔穴,“一依甄公明堂图为定”。它如在不同人体上的取穴方法,取阿是穴法,一些急救及服药法,葱管导尿法,描述都很形象。
孙思邈说,“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这一命题有着丰富内涵,把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均涵盖于内。这些思维形式,在他那里相互结合为一个整体,以把握疾病过程中诸气相互作用和变动的机制,在通过阴阳、五行构成的网络模型指导下,认识疾病的本质。这里需要十分小心和周密的认识过程,要求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3.准确诊断与早期诊断
孙思邈要求实现准确诊断与早期诊断,要求望闻问切必须察微知著,及早发现体内的气机变化。在望诊方面,孙氏强调察色而望气。“夫五色者,五藏之华也。故天晴明时睹万物,辨白黑,审长短。若五色不分,长短乖错,此为错乱,故人亦然。”孙氏称望诊为“候气之法”,引用扁鹊的话说,“察病气色,有赤白青黑四气,不问大小,在人年上者病也,惟黄气得愈。”指出“面赤目白,忧恚思虑,心气内索,面色反好”者不救。气色有光润者佳,目和面应有精光,润泽调和,是五藏六腑精气灌注的结果。若“荣华已去,血脉已尽,虽遇岐伯,无如之何。”
候脉即候气。“夫脉者血之腑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脉诊中,有无胃气是一个重要樗,“凡四时脉皆以胃气为本,虽有四时王相之脉,无胃气者难差也。”脉的变化,反映着藏气及不同藏气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夏,心火王,其脉浮大而散,曰平。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心,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心,子之乘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沈儒而滑者,是肾之乘心,水之克火,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反得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心,金之陵火,为微邪,虽病即差。肾乘心必癃。”
闻诊,听声音,闻气味,都要注意气的变化。“病人语声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言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言声啾啾细而长者,头中病。”问诊,通过了解患者饮食起居,是否触冒邪气,由精神活动产生的怒气、忧气,以及得病之由,都为了把握疾病造成的气机紊乱。
孙氏强调早期诊断,“智者之察微,防未萌之疾。”早期诊断须要医患双方的努力。患者应于“有少苦,似不如平常”时,“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臾之音,以成固疾。”早期诊断,治易为功。“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五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热已过,命将难全。”善治病者其要即在早期正确诊断。“须精别阴阳,审其清浊,知其分部,视其喘息。善治病者,始于皮肤筋脉,即须治之。若入藏腑,则半死矣。”
早期诊断是困难的,不少疾病,“其候难知,当须细意察之。不尔必失其机,要一朝病成,难可以理。”只要精细诊候,有诸内必形诸外,有其病必有其候。病“气发于内,必先有候,常宜审察其精神,而采其候。”朕兆虽微,仍可发现。“凡诸百邪之病,源起多途,其有种种形相,示表癫邪之端,而见其病。”关键是提高警惕。
要注意微小变异,观察它是否为某种严重疾病的表征。例如,痈疽始发时,“或似小疖,或复大痛,或复小痛,或发如米粒大白脓子”,都很细微,“宜善察之,见有小异,即须大惊忙。”并应“重按其处,是即便隐痛,复按四边,比方得失审实之。”发现变异,采取有效的鉴别方法,加以审实,即排除疑点,又做到早期诊断,思维是很周密的。注意变异,应包括身心两个方面。如“若其人本来不吃,忽然骞吃而好嗔愧,反于常性,此肾已伤,虽未发觉,已是其候见。”观察需要理论指导,自觉地搜寻难察的体征,是实现早期诊断的重要条件。脚气“初得脚弱”,审证确,“急速治之”,无不差。风病“初得轻微,人所不悟”,若能早期识别,“速与续命汤,依腧穴灸之”,则可救治。注意外部环境变化,考虑易发病,是实现早期诊断的条件之一。如非时“忽然暴寒,伤皮肤中与肺合,则咳嗽上气”。患者及其亲属自觉惊惕,对早期诊断,十分重要。凡居家应常戒约,“内外长幼,有不快即须早道。勿使隐忍以为无苦,过时不知,便为重病,遂成不救”。孙氏对实现早期诊断的分析,周密而透彻,所提措施要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在思维方法上,孙氏强调对疾病认识的全面性,对个体差异的针对性,以及实践中的灵活性。从患者实际出发,根据病情把握气机变化的特征,是实现以上要求的前提。
诊断手段上,应色脉并重。“夫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为未尽要妙也。”人有盛衰,会表现于面部气色上,医者“必须明于五色,乃可决生死,定狐疑。”故疗病当“察其形貌神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可治之”。气色与体内变化是对应的,必使“表里相应,依源审治,乃不失也。”
孙氏认为,脉诊望诊与患者生理及心理状况结合,才有意义。“凡诊脉当视其人大小、长短及性气缓急、脉之迟速、大小、长短,皆如其人形性者吉,反之吉凶”。人们生活习惯、活动方式、精神状态各有不同,诊断时必须加以考虑。魏晋以来,服石风盛,产生很多副作用。“年少惧不能房,多服石散。真气既尽,石气孤立,惟有虚耗”。“石性归肾,肾得石则实,实则能消水浆,故利。利多则不得润养五藏,藏衰则生诸病。”石发会致痈疽,痈疽“多是药气所作,或有上世服石,遂令子孙多有此疾”。对待服石者,“宜诊脉审正其候。”注意因性别造成的差异,妇人有经带孕产之累,“感病倍于男子,加以慈恋爱憎,嫉玕忧愧,染著坚牢,情不自抑,所以为病根深,疗之难差。”年龄也是考虑因素,少小婴孺不同于成年,年老也有特点。孙氏批评“人年老有疾者不疗”之说,认为“斯言失矣”。人至年迈,“气力稍微”,应据其特点进行诊治。不但要知“食药二性”,并应注意“老人之性,必恃其老,无有藉在,率多骄恣,不循规度,忽有所好,即须称情。”故应“常预慎之”节令和地域,影响着诊治活动。例如,恶核、噀病、瘭疽等,“多起岭表,中土少有。南方人所食,杂类繁多,感病亦复不一,仕人往彼,深须预防之。”
全面认识疾病,应包括对病因、病性、病机、病本及疾病严重程度的认识。孙氏指出,“冷热、劳损、伤饱、房劳、惊悸、恐惧、忧愧、怵惕又有产乳、落胎、堕下瘀血,又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此皆病之根源,为患生诸枝叶也。不可不知其本末。”诊断是根据外在信息,判断体内外诸气的变化及相互作用。“凡医诊候,固是不易”,但靠望闻问切,经过全面思考,仍可察知这些变化。“问而知之,别病深浅,名曰巧医”;“上医相色,色脉与形不得相失”;“中医闻声,声合五音”;“下医诊脉,知病元由,流转移动,四时逆顺,相害相生,审知脏腑之微”。这里分为巧医,上中下诸医,实则为一完整诊断过程,是达到全面性要求的条件。候病之问甚,“问者浅之少之,甚者深之多之。”“知一藏为下工,知二藏为中工,参而知之为上工。”参而知之就是要求全面性,才能“随变而调之”,做到“不得一准方用药,皆准药用药。”
4.注意鉴别诊断
鉴别诊断是形成正确诊断的重要步骤。孙氏引用王叔和的话说,“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下之则死,汗之则愈。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鉴别诊断。“明当消息病之状候,不可乱投汤药”。
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是千差万别的。“寸口关尺有浮沈弦紧之乱,俞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也不是容易把握的。“五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非耳目之所能察,唯用心精微,进行细致的鉴别诊断,才能得到其本质。加之医务人员中鱼龙混杂,“医无审术,奸佐其间,过谬常有。”孙氏目睹这些现象,更究心于鉴别诊断的研究。
孙氏指出,愚医对肠痈“不晓其病候”,以致“错则杀人”。对蛊胀,“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又不会鉴别蛊胀、水胀,“治水以蛊药”,“如此者,仲景所云,愚医杀之。”还有拙医,对蛊胀“以水病治之,延日服水药”,不知鉴别,“奄至陨殁”。又如庸医不识脚气,“漫作余病治之,莫不尽毙。”何以至此?盖因“始起甚微,食饮嬉戏,气力如故,惟卒起脚屈弱不能动,有此为异”,“多不令人即觉”。孙氏对鉴别诊断,强调一要掌握知识,能够识病;二要察微,注意早期微小证候,三是当服用某些药物长期不效时,要勤思考,考虑其所以然。疾病症状复杂,如风毒中人,“或见食呕吐,憎闻食臭;或有腹痛下痢;或大小便秘涩不通;或胸中忡悸,不欲见光明;或精神昏愦;或喜迷忘,语言错乱;或壮热头痛;或身体酷冷疼烦;或觉转筋,或肿不肿;或臂腿顽痹;或时缓纵不随;或复百节挛急;或小腹不仁;此皆脚气状貌也,亦云风毒脚气之候也。其候难知,当须细察之。”更要求细密的鉴别诊断。
同类疾病,有不同亚型,也须鉴别。例如,“风毒之气,入人体中,脉有三品”,其“内外证候相似”,唯脉有差异,应慎重区别。“若脉浮大而缓,宜服续命汤两剂应差;若风盛宜作越婢汤,加白术四两;若脉浮大紧转快,宜作竹沥汤;若病人脉微而弱,宜服风引汤,此人脉多是因虚而得之;若大虚短气力乏,可其间作补汤,随病冷热而用之,若未愈,更服竹沥汤;若病人脉浮大而紧快”,是三品中最恶脉,沈细而快,“同是恶脉”,俱当“消息以意耳。”
有鉴别,才有认识。才不被相似证候所迷惑。“热结下焦”,令人溺血;淋闭不通,多由虚损,“亦有自然下焦热者”,要“善候之”,加以鉴别。病者腹满,“按之不痛者为虚,按之痛者为实”,虚实不辨,危害非轻。
鉴别才能确定疾病性质,作出预后判断。一般说,“形气相得,色泽以浮,脉顺四时,此为易治;形气相失,色夭不泽,脉实坚甚,脉逆四时,此为难疗。”孙氏在望色、平脉及疾病论述中,对如何判断预后,都进行了具体论述。孙氏指出,“与死人同状者,不可为医”。因为有不治之症,“虽圣智神人,不能活死人。”认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亦“医之道也”。有病不肯早治,也会拖成不治之症,“危身灭族”,对这种“愚人贪利,不晓于治乱存亡”,孙氏是很惋惜的。
(三)实践论与治疗观
孙思邈重视临床效果对医学理论的检验,认为这是唯一的和必要的;注意临床诊治技术的可操作性,强调从患者病情出发,在治疗过程中发挥灵活性。他把预防疾病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作为医学追求的目标。
1.医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切实可行
孙氏把疾病和气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疾病是可知的,也是可治的。“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之以及天地,变如之。”“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
诊治疾病是在人体上操作,是干预生命过程的行为。坚持审慎原则,做到有效、安全和及时,才具有可行性。治疗首先是针对病气的,“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气也。”“夫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蛊毒药,痈肿疮瘤以疮瘤药,风湿以风湿药,风劳气冷各随其所宜。”一切应“候视病虚实平论之,行汤行针,依穴灸之。”例如,“腹中满不减,减不惊人,此当下之;舌黄,未下之者下之,黄自去;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得温;腹满口中苦干燥,腹间有水,是饮;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下部闭塞,大便难,两脚下疼痛,此虚寒气从下向上,当以温药服之取差。”^[34]治疗如不针对病气,调整体内气机,就失去可行性。如服药中“非理加增,必大吐利”。
治疗要及时。诊断中不能“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但“寻方学之要,以救速为贵”。用药不及时,会丧失时机,故“救疾之速,必凭于药”。用药要注意安全性,“药势偏有所助”,不能妄服。“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之投疾,殃滥亦然。对副作用大者,尤应注意。”若用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对待利药,“不须尽剂,候利之足则止”。
可行性要求简易性,孙思邈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认为不能搞得太复杂,为此必须抓住根本。如服石得病,“要先以解石法消息之。若不效者,始可用余方救之。”又如区分下血,要抓住纲要,“先见血后见便,此为远血”;“先见便后见血,此为近血”。方法要符合人的行为特点和思想感情状况,易为患者接受。孙氏强调养生应“义与事归”,“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晬可行。”简易性要求材料易得,使用方法简便。如盐汤催吐法,孙氏认为,“此法大胜诸治。俗人以为田舍浅近法鄙而不用,守死而已。凡有此病,即须先用之。”一再强调,不能因一些方剂“是常方轻易而侮之”。要考虑患者的经济条件,不追求贵价难得之物,应选价廉易得且疗效好的药物。例如,“除热解毒,无过苦酢之物”,这些“所在尽有,除热解毒最良”。若追求贵价药,“常有比行求之,转以失时”之虞。治因服石大热,用朴硝煎即可,并不须加金。他指斥贵人师市奴加金的做法,“有金者,贵高人所加也。”孙氏主张普及医学知识,增强它的可行性。普及医学知识忌繁琐,“学者寻览,颇觉繁重”,救急时会“莫测指南”。因此,“取其所经用灼然有效者,以备仓卒。”万病丸散“散在群典,乃令学者难用讨寻”,故“鸠撮要妙以为斯品,”以使人“造次可得。”
孙氏深知,治疗方案化为病人行为,才能进入实践。强调疾病难疗易疗,“不由医者”,和病人也有很大关系。有些病人“口顺心违,不受医教”,不按医生的治疗方案办,疾病就难痊愈。孙氏认为患者应“有受人性”,可依法治疗。有些病本来易愈,“若无受人性者,亦不须为治,纵令治之,恐无差日也”。医患之间必须相互信任,“良药善言,触目可致,不可使人必服。法为信者施,不为疑者说。”他举例说,“有人闻竹沥汤,云恐伤腰脚者,即勿与治,宜知此法。此人无受人性,不可与医故也。不为疑者说,此之谓也”。对那些“纵意违师”的人,“不须治之也。”加强医患间的信任,要坚决排除不正确舆论的影响。有些人“曾不经一事,未读一方,自聘了了,诈做明能”,以“纷纭谬说”,“破坏病人心意”。对此,应“勿取外人言议”;“莫信他言,以自误也”。病人要和自己的不良习惯作斗争,“绝其嗜欲,断其所好”,不能“有悔言而无悔心”。孙氏关于可行性的分析,注意到医疗实践的特点,从而抓住了医疗领域中可行性的本质。
2.治疗中应把效验放在首位
实践看重结果,治疗旨在病差,孙思邈的务实作风,使他重视民间单方、验方的搜集。他说自己“早慕方技,长崇医道,偶逢一法,岂惜千金,遂使名方异术,莫能隐秘”。凡“切脉、诊候、采药、合和”等,“一事长于已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徐使君从韩光手里访得治丁肿方,又被孙思邈所获得,并“治得三十余人差”,得出“大神验”的结论。阿是穴取穴方法,葱管导尿,羊肝明目,下颌骨脱臼复位,小儿应多晒太阳,荣姥方、赵娆方等,亦莫不如此。重实践者必反对迷信权威,孙氏重视来自实践的单方,如说“凡诸疮癣,初生时或始痛痒,即以种种单方救之。”而对书本无效者则鄙不置意。齐有徐王者,“位望隆重”,有小儿方三卷。孙氏研究后,“详其方意不甚深细,少有可采,未为至秘”。编小儿方时也不以为之据,“博撰诸家及自经用有效者,以为此篇。”
治疗效验应有理论指导,知其所以然。“古人立方,皆准病根冷热制之”。不知此意,“临急造次,寻之即用,故多不验。所以欲用方者,先定其冷热,乃可检方”,方能“用无不效”。对出于偶合而治愈的病例,“虽得其效偶然”,不能谓为神妙,“兹为偶差,非医差也”。因“偶然治差一病,则昂首戴面,而有自许之貌”,则是“医人之膏肓。”孙氏区分必然性和偶然性,为总结经验提供了正确思路。避免单从症状出发,丢掉病本的治法。“愚医见水,直往下之,虚脾空胃,水遂居之”,造成很坏结果。“上医远占,因转孔穴,利其溲便,遂通水道。”
疾病有其发展规律,治疗应据此确定次第,按规律办事。孙氏列出治中风的方剂次第,指出,“得风之时,则依此次第疗之,不可违越。若不依此,当失机要、性命必危。”如“依法第用汤,即得愈也。”服补药前必先治虫,“不尔,必不得药力”。在食治和药治上,孙氏主张,“食疗而不愈,然后命药。药食两攻,则病无逃矣。”依次第治病,应建立在疾病实际发展的基础上,疾病发生变化,或失治后求医,“虽云初觉,视病已积日在身”,应“诊其脉,随时形热救解求免”,不能机械地“以次第为固,失其机要,乃致祸矣”。有些乱投医的人,“已经杂治无次序,不得制病”,使疾病症候发生变异,接诊医生“不知其前证虚实,直依其后证作治”,这种“不次前师”的做法,必致不良后果。特别是败病,如“前治寒温失度”者,“不依次第及不审察,必及重弊也”。效验是一个过程,“前师处汤,本应数剂乃差,而病家服一两剂未效,便谓不验。”是不了解疾病治疗规律产生的误解。
孙氏强调准确运用治疗方法,和合、服饵、药物、药型,都有一定规则。服汤,“大约皆分为三服”,不得“太缓太急”;“凡服治风汤,第一服厚覆取汗,若得汗即须薄覆,勿令大汗。中间亦须间食,不尔,令人无力,更益虚羸。”孙氏于方剂下多注有用法及注意事项,如治恶风湿痹的风痹散,“以少羊脯下药,日再,勿大饱食,饥即更服,常令有酒势。先服吐下药后乃服之。”又如用针,宜“得气即止”。行灸,“凡微数之脉及新得汗,并忌灸。”治疗应考虑季节时令,治脚气应顺四时,“若春秋二时,宜兼补泻。夏则疾成,专须汗利。十月以后,少用补药。”一日之内,也应注意时间,凡灸“皆以日正午以后,乃可下火灸之。时谓阴气未至,灸无不著。午前平旦谷气虚,令人癫眩,不可针灸也。”若遇紧急情况,则“不可用此例”。“凡针刺大法在午时后,不欲午时前。”
治疗是一个曲折过程,有些病服药后,症状反要加剧,这并非药不主对,须正确认识。例如,“凡服止痢药,初服皆剧。愚人不解,即止其药不服,此特不可。但使药与病源的相主对,虽剧但服,不过再三服,渐渐自知。”^[35]
孙氏在治疗上重在调整气机,达到气和,首先要阴阳和。在分析“阴阳之疾,经络之源”的基础上,“究寻其病,取其所理”,然后行治,方能“万无遗一”。根据“阴阳表里衰王之源,”以阳调阴,以阴调阳。否则“见在于阴而攻其阳”,“见于阳而攻其阴”,则无法实现“阴阳调和”。阴阳和要求“精顺五气以为灵”。勿使“食气相恶”,以伤精;勿使“食味不调”,以伤形。故在治疗中应实践“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以食物和药物气味调节人体气机,使之恢复正常运行。
孙氏不排斥那些理论上尚不能说明,但确有实效的方法,表明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如耆婆万病丸,“其用药殊不伦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时俗名医也“未之许”。但“行之极有神验”,救急效更“特异”。故给予肯定后说,俟“好学君子详之,非止救物兼深,抑亦庶几于博见。”孙氏不轻信传闻,得西岳真人灵飞散后三纪,“但美而悦之,疑而未敢措手”,经“积年询访”,得到多人证实,“遂服之”,效果不错,才予肯定。
孙氏受时代限制,他所说的经验仍是朴素的,未能上升为完备的理论状态。对一些鬼神禄命之说,也予甚验之评。表明孙氏的实践验证观,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对这些我们不能苛求,但应予以科学说明。
3.治疗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孙氏在治疗方法上提倡多样性和灵活性,认为坚持从个体差异性出发构成的灵活性,对多种治疗方法的综合应用,这是由医学本质决定的。“病起无端”,纵使“医疗万品,闾闫之内,犹有夭枉之哀;朝野之中,尚致膏肓之疾”。方法不厌其多,运用难尽其巧,端赖医者能动性的发扬。医疗实践中,“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不能综合运用各法,偏于一种,“各承一业,未能综练众方”,救疾常会“多不全济。”
这些方法中,孙氏最重汤药和针灸。他认为各法均有其长,“若在腠理,汤药所及;若在五藏,酒醪所至;若在血脉,针灸所中。”故“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孙氏倡导,“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主张发挥二者的互补作用。“知针知药,固是良医”。否则,“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如脚气,灸药并用,急速治之,可获良效。“若人但灸而不能服散,服散而不灸,如此者半差半死。”有些病偏于针灸,才能拔除病本。如中风,“欲除根本,必须火艾,专恃汤药,则不可差。”有些病在五藏骨髓,“非汤药不愈。”一般说,针灸“目下解急,于人神浊”,汤药“益人精神,久有益,患易除,愈尽其根源”。对养性延年来说,“要是汤药,非针灸之所及。”汤药和针灸,用之不当,都会产生恶果。“所谓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谓愚人妄针必死,不能起生人也。”这不能用作否定针刺的根据,针灸“其道幽隐,岂可轻侮之哉。”提倡多种方法,根据条件选择最佳方法,是治疗的要求,医生必须掌握这些方法,巧妙地加以运用。孙氏这些主张,对推动中医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由于“知针者鲜”,他更强调“学者深须解用针”,很有道理。
方法的多样性为运用方法提供了选择余地。在临床实践中,更要灵活运用,须“以意消息,巧拙在人。”病情富于变化,治疗“大体皆须以意商量,临时迁改,应机千变万化,难以一准。”不可“胶柱守株”,应“准病轻重以行之”。孙氏强调,“人病虽一,得病之始不同,血气强弱堪否次第。是以用药制方,随其浅深,取其能堪。”因此,“为方不一,各取所宜。”针灸也须灵活运用,“本经多云,灸三壮,兹乃举其大纲,未尽圣心。且手足皮薄,炷小数少;腹背肉厚,炷大壮多;斯皆以意商量也。背欲熟,即为佳也。凡灸生熟,候人盛衰老少肥盛,灸之。”灵活性在于能适应病情变化,遣方用药,针灸选穴,刺入深浅,灸壮数等,都应与病对应。机械地按书本办事,既不中病,也失去方法选择意义。
灵活性强调适应个体差异性。“人有强弱,病有难易”,故“得效相倍”。“凡人禀形”,“各各不同,气脉潮动,亦各随其性��”,诊治疾病,必须以此为据。“藏腑荣卫血脉流通,表里往来,各有所生,临时救难,必在审详;人有老少,体有长短,肤有肥瘦,皆须精思商量。准而折之,无得一概。”又说,“凡人禀性不同,不可一概与之”。人的社会地位,也影响着治疗方案的选择。“尊荣人骨弱肌肤盛,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遂得血痹。治“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个体差异性,包括性别、年龄、强弱、心理特征、社会地位等。对服五石护命散,孙氏指出,“人有强弱,有耐药。若人羸弱者,可先小食乃服药;若人强,不须食也”;“若病人有宿僻,宜先服消石大黄丸下之,乃可服散”。又说,“虚人易治,与此药相宜,实人勿服也。”咳家行吐药,“须相人强弱而无热,乃可吐耳。”服芜花散,“凡长病人,瘦弱虚损,老人贵人,此等人但令少服,积日渐渐加。”要考虑人的年龄,“凡人四十已下,有病可服泻药,不甚须服补药。必若有所损,不在此限。四十已上,则不可服泻药,须服补药。五十已上,四时勿阙补药。”对性别,孙氏专列妇人方以论之。一切患者也应注意。“夫欲服食,当寻性理所宜,审冷暖之适,不可见彼得力,我便服之。”
4.预防和早治
孙氏强调预防和早治,指出,“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是“大圣之至教”,人们“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又说,“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对难治或严重疾患,更要加强预防。“痸疮疥癣之病,皆有诸虫,若不速愈,三年不差,便为恶疾。”诸虫族类极盛,“药不能当,所以预防之,不可轻也。”
预防方法,孙氏提出诸如加强养生,预合诸药,普及卫生知识,“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以及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等。孙氏强调,居家及远行,须备常用药,备简易方药书,“并带辟毒蛇蜂蝎毒药随身也”,为防病。也“常宜服药”,以“辟邪气和脏腑”;遇“时气不和”,还应集体预防,“举家服之”,提倡“当家内外有井,皆悉著药辟温气。”对老年人应根据他们特点预防之,“人年五十以去,皆大便不利,或常苦下痢。有斯二疾,常须预防。若秘涩,则宜数食葵菜等冷滑之物;如其下痢,宜与姜韭温热之菜。”为防疾病复发,治疗应彻底。于“亡血、吐血、衄血愈后”,须用“地黄煎”等,“补服三四剂,乃可平复。不尔,恐有大虚。”
孙氏批评对疾病消极无为的观点,“胡云迦摩罗病,世医拱手,无方对治,名曰正报”是错误的。患者“凡始觉不佳,即须救疗,迄至于病愈。”要注意,“小觉病候有异,即须大怖畏,决意急治之。”不能“不以为事。”又说,“凡人稍觉心神不快,”必须求医治疗,并一再叮咛,“戒之哉戒之哉。”
忽略早治,有其认识基础与实践原因。病初得轻微,常不在意,很少考虑其后果。“初发如微”,总是和“人多不以为急”,贻误治疗联系在一起。那些无症状的疾病,更易被疏忽。例如,恶核“初得无定处,多恻恻然痛,时有不痛者,不痛便不忧,不忧则救迟。”为从这种状态下解放出来,孙思邈强调必须“速治之,治之不速,病成难救。”
早治要治得正确。如小儿有癖,“先治其轻时,儿不耗损而病速愈矣。”小儿病挟宿寒不消化,病愈后,须“节乳哺数日,令胃气平和”,治之不当,“若不节乳哺,则病易复”,复后再下之,则伤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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